郭璞與遊仙詩的不解之緣

作者連鎮標，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文學博士。

〔內容提要〕

　　郭璞為兩晉之交的方術大師、堪輿家，又是著名的詩人、賦家。其詩被稱“中興第一”，詞賦為“中興之冠”，在中古文學史上佔有重要的位置。然而，長期以來學術界鮮有人對郭璞《遊仙詩》的創作動因做全面、深入的剖析，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郭璞《遊仙詩》的認識，從而也影響了對郭璞其人的認識。本文在鑽研郭璞著作的基礎上，結合史書所載郭璞的行狀，深入發掘郭璞創作《遊仙詩》的諸種原因(主要是：特殊的社會處境∼長期受壓抑，特殊的思想文化修養∼儒道雙修，特殊的個人愛好∼對神話情有獨衷)，庶許為郭璞《遊仙詩》研究填補一項空白。

〔本文〕

在中國文學史上，有一個與“遊仙詩”這種詩歌體裁緊緊聯在一起的名字，這就是郭璞。遊仙詩源遠流長。根據現存的文獻來看，遊仙詩作為一種新興的詩歌樣式，源於漢代以前的詩賦，經過漢、魏、西晉諸階段的發展，到了東晉，蔚為大觀。其技巧之嫻熟，境界之幽美，意蘊之深邃，令後世文人望洋興嘆，高山仰止。

　　而發展遊仙詩之最有力者，莫過於郭璞。在中國詩歌史上，郭璞是第一個全力創作遊仙詩的詩人。在他之前，創作遊仙詩的人雖多，但不過是興之所至，偶一為之，並不把它作為抒情述志的主要形式。而郭璞卻情有獨衷，以“遊仙詩”來命題自己的大多數詩作，借“遊仙”來傾吐自己的情懷。其創作的《遊仙詩》，數量之多，質量之上乘，為他之前的文人所無法企及。在遊仙詩王國中，郭璞詩似乎成了不可逾越的頂峰。稍後於郭璞的南朝梁蕭統已經意識到這一點，故他編纂《文選》時，特地在“詩乙”下為“遊仙詩”辟　一類別，且衹收入何敬宗(何劭)ヾ一首、郭景純(郭璞)七首。

　　那末，郭璞何以如此青睞遊仙詩這一詩歌樣式，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呢？

　　這是郭璞特殊的社會處境、特殊的思想文化修養及其特殊的個人愛好使然。

郭璞生於晉武帝司馬炎咸寧二年(西元276年)，卒於晉明帝司馬紹太寧二年(西元324年)。郭璞出身非豪門。其父郭瑗在西晉時初任尚書杜預的都令史。據段熙仲先生考證，都令史有如後代的書吏，在官府中擔任抄寫、起草檔之類的冗務。在劉宋朝，都令史官價不過七品，俸祿不及四百石，位在郎下。郭瑗的出身可以說是低賤的門客。ゝ而兩晉社會承襲了曹魏九品官人制，取士用人，重門閥，重出身，“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ゞ，“世冑躡高位，英俊沉下僚”々，在政治、經濟以至文化方面確保了高級士族世代不易之特權。貧寒出身的人在政治上根本沒有施展自己才華的機會，寒門與世族之間永遠存在著一條不可逾越的階級鴻溝，兩晉歷代統治者誰都不想去填平它。這就註定了郭璞一輩子不可能獲得高官顯職。針對這種不合理的社會現象，有個叫陳郡的有識文人挺身而出，痛加鞭撻。他在給王導的信中說：“中華所以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乃至淩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為弘雅，政事者為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故出其言善，千里應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在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ぁ但王導不予理睬，晉元帝亦不聽其勸告。由於陳郡“數有奏議”，加上其出身“孤寒”，“朝士多惡之”，結果被逐出王府，去做譙郡太守。晉元帝是“中興”皇帝，王導是位頗有政治遠見和治國才能的丞相，他們不是不知道西晉門閥制度的弊端，但為了維繫脆弱的江左小王朝，他們必須依賴南渡四大士族(王、謝、桓、庾)以及南方諸大士族(如顧榮、賀循、紀瞻等)的支持，必須讓這些高級士族分享政權。而郭璞雖千里迢迢來投靠東晉王朝，但因他不屬於南渡的四大士族之列，故不得朝廷重用。最能說明這問題的一件事，是晉明帝司馬紹在東宮時(即做太子時)，與溫嶠、庾亮並有布衣之好，郭璞亦以才華卓異見重，埒於溫、庾二人都被擢昇，先後執掌朝政，而郭璞卻被冷落一旁，屈居下僚。司馬紹何以不重用郭璞呢？《晉書》作者認為這是郭璞自身的原因：“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あ從古到今都有人持這種看法。但筆者認為，主要的原因並不在於郭璞的行為失檢點。眾所迴知，魏末兩晉社會玄風大熾，所謂名士文人，大都反對儒家的傳統道德和禮教，一味追求任誕曠放的生活。東晉著名道士葛洪對此作了生動而真實的敘述：

　　(名士)蓬髮亂鬢，橫挾不帶，或褻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類味之遊，莫切切進德，誾誾修業，攻過弼違，講道精義。其相見也，不復敘離闊，問安否。賓則入門而呼奴，主則望客而喚狗，其或不爾，不成親至，而棄之不與為黨。及好會，則狐蹲牛飲，爭食競割，掣撥淼摺，無復廉恥。以同此者為泰，以不爾者為劣，終日無及義之言，徹底無箴規之益。誣引老莊，貴於率任，大行不顧細禮，至人不拘檢括，嘯傲縱逸，謂之體道。嗚呼！惜乎！豈不哀哉！ぃ

　　即使在達官貴人中，亦不乏此種人。其放蕩狂妄的程度，與郭璞相比，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但這並不妨礙他們的仕途。最明顯的事實有二：其一，周顗襲文職，為東晉尚書左僕射，後因反對王敦篡晉而被殺。像周顗這樣的晉王朝的重臣、忠臣，其私生活之下作，令人惡心。《世說新語•任誕篇》載：有人譏周僕謝(周顗)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劉孝標注引鄧粲《晉紀》曰：“王導與周顗及朝士，諧尚書紀瞻觀伎。瞻有愛妾，能為新聲。顗於眾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顏無怍色。有司奏免顗官，詔特原之。”但東晉最高統治者卻原諒了他，不予追究。其二，號稱“八達”的謝鯤、胡毋輔之、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光逸，其日常行徑無異於禽獸。《晉書•光逸傳》載：

　　(光逸)初至，屬(胡毋)畏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

《世說新語•德行篇》亦曰：

　　王平子い、胡毋彥國ぅ諸人，皆以任放為達，或有裸體者。

劉孝標注引王隱《晉書》曰：

　　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遊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也。

《晉書•謝鯤傳》載：

　　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為之語曰：

“任達不已，幼輿(謝鯤字)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

就是這“八達”，多為東晉王朝所器重，封侯賜爵者大有人在。阮瞻為太子舍人；謝鯤生為豫章太守，死後謚號太常；阮放生為吏部郎、交州刺史，死後追贈廷尉；桓彝更是大紅大紫之人，先被晉元帝召為中書郎、尚書吏部郎，後被晉明帝辟　為散騎常侍，以功封萬寧縣男、丹陽尹、宣城內吏，死後追贈廷尉。

上述事實足以證明，行為放浪不羈，乃晉代上層社會的一種時尚，它得到了最高統治者的縱容和默認。因而《晉書》本傳所稱郭璞的“嗜酒好色”，也決非是其仕途偃蹇的根本原因。其根本原因乃是東晉皇帝的重門閥、重出身。東晉王朝是草創於江左的新政權，面臨著權力的再分配。南北諸大士族都覬覦著為數不多的顯要官職，這就產生了“僧多粥少”的問題。晉元帝、晉明帝尚且無法滿足他們的慾望，以致叛亂迭起，哪裡會想到出身於寒門庶族的郭璞呢？

此外，郭璞之所以終其生無法躋身於重臣之列，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統治者眼中，他乃一介方術之士，屬社會末流，不能登高堂殿宇。郭璞在治學門徑上既接受儒家傳統，又承襲漢儒董仲舒陰陽災異學說，祖尚焦贛、京房《易》象數學，兼綜方術，精於卜筮，洞曉堪輿，成為儒術、方術、堪輿術融為一身的大家。但其社會地位卻遠不如其先師鼻祖。在漢代，董仲舒為今文經學大師，一代大儒，漢武帝奉若神明；京房因占術精湛，曾一度博得漢元帝的寵幸，出入宮廷，品評權貴，躊躇滿志，世人亦競相學習京氏《易》象數學。但自魏始，由於失去統治階級的支持，儒學呈現著極度衰微無力的狀態。儒家的社會地位一落千丈。作為從儒學衍生出來的方士，更為世人所不屑(漢末曹操還曾一度把各地的方士術者拘禁在京都，以防其作亂)。而郭璞立身行事，往往以方士面目出現。“璞消災轉福，扶厄擇勝，時人緘言京(房)、管(輅)不及”う這與世人心目中的儒家形像大相徑庭。如此之人，即使對於打著尊儒旗幟、企圖恢復儒學正統地位的東晉統治者來說，亦失去了利用的價值。充其量衹能讓他當一名臨事卜問吉凶的術者，而絕不能讓他參與管理國家大事，否則有損朝廷聲譽。故終其生不過是王敦府下的一名幕僚。這跟漢武帝把大學問家東方朔視為插科打諢、消愁解悶的俳優，何其相似乃爾！

上述諸種情況，決定了郭璞在仕途上不可能飛黃騰達。這對素懷濟世大志的郭璞來說，無疑是沉重的打擊。他痛苦憤懣，卻又無可奈何。晉元帝是他的相知、同年人；晉明帝與他有布衣之好；先後執政的王導、溫嶠、庾亮，又是他的老上司、摯友。礙於情面，他沒有勇氣同這夥統治者直接抗爭(即使抗爭了，也是無濟於事，因為統治者要維護的是門閥制度，而不是私人交情)。但心中憤懣則是必須通過某種渠道洩露出去的，於是他仿傚先人，遠至屈原《離騷》、《遠遊》，漢之樂府，近至魏之三曹(曹操、曹丕、曹植)，阮籍《詠懷詩》，左思《詠史詩》，創作了大量《遊仙詩》，以更隱晦曲折的手法表達了自己的坎壈之懷。也正因為自己同東晉統治者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故其《遊仙詩》反抗封建王朝之程度不如阮籍之激烈，思想也不如左思之進步。

如果說個人仕途的偃蹇是促使郭璞創作遊仙詩的內在原因，那末社會環境的險惡則是導致其創作遊仙詩的外部動力。上述已提及，郭璞生於晉武帝司馬炎咸寧二年，四年之後，中國重新統一，接著是十年的“小康”局面(太康元年迄太康十年)。少年的郭璞生活是安定的，無憂無慮。他十五歲時，司馬氏皇室發生了內訌，開始了“八王之亂”。二十五歲時，司馬倫掌握了政權，殺重臣張華、裴頠以及著名文人潘嶽，次年篡位。氐人李特不堪晉王朝的重壓和盤剝，率領流民在四川綿竹起義。匈奴左賢王劉淵及羯族首領石勒蠢蠢欲動，叛亂在即。有識之士見國勢岌岌可危，為全身避禍計，或辭官去職(如張翰思鱸魚味美而辭官歸鄉)，或避地山林(如葛洪遯入羅浮山煉丹)。郭璞家在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離劉淵的大本營平陽(今山西臨汾)不遠，具有高度政治敏感的郭璞不能不感受到戰爭的威脅。他預知“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為龍荒”ぇ，但作為寒門細戶，他無力回天。郭璞在政治上既沒有喚起民眾抵禦異族入侵的號召力，在經濟上也沒有力量招兵買馬築堡自衛，為保全身家計，他衹得“潛結姻昵及交遊數十家”避地東南。一路上“觀屋落之　NE3C4　殘，顧徂見乎丘棗。嗟城池之不固，何人物之希少”え，“雄戟列於廊技，戎馬鳴乎講柱”ぉ，一派兵燹景象，多愁善感的郭璞不禁哀嘆欷歔。在這期間，匈奴劉淵在離石起兵，建國號漢，其勢發展迅猛，陷晉陽、平陽，直逼洛陽。如此一來，在神州大地，同時進行著幾種戰爭：司馬氏集團爭權奪利的內訌，匈奴野心家的攻城掠地，農民戰爭。正如郭璞在《答賈九州愁詩》中所說：“顧瞻中宇，一朝分崩。天網既紊，浮鯢橫騰。遠首北眷，邈哉華恆。……亂離方焮，憂虞匪歇。”郭璞雖對國家前途憂心忡忡，但對在江左建立的東晉新王朝，仍寄予收復失土、振興晉室的厚望。他在《與王使君詩》中希望王導佐助晉元帝完成統一大業，並積極為之出謀劃策：“懷遠以文，濟難以略。光寶嶽謨，折衝帷幙。凋華振彩，墜景增灼。穆其德風，休聲有邈。方恢神邑，天衢再廓。”他不遺餘力為東晉新王朝唱頌歌。先是著《江賦》，述長江之美，“其辭甚偉，為世所稱”お，極大地激發了群臣庶民戮力晉室的愛國熱忱；後復作《南郊賦》，盛讚東晉王朝的開國大典，為晉元帝司馬睿登臺塗脂抹粉。但晉元帝乃平庸之主，王導乃胸無大志的守成之相。上層統治者一味貪圖享樂，並不把收復失土放在心上，反而排擠、打擊主張北伐的愛國將領祖逖、劉琨，對人民橫征暴斂，濫施刑罰，加上太興初年江南災荒頻仍，百姓流離，國用匱乏，致使東晉新朝沒有一點中興氣象。為國家利益計，郭璞利用各種可能利用的機會，不斷上書晉元帝，請求省刑減賦，實行大赦，驅逐姦人，以正視聽。但晉元帝置若罔聞，我行我素。郭璞感到徹底失望了。他清醒地意識到，江左衹是表面的安靜，一場內亂正在醞釀之中。自己位卑言輕，無補於世，卻又被野心家王敦征為幕僚，捲入了東晉內部權力鬥爭的漩渦而無法擺脫，真是進退維穀，左右為難。這時的郭璞陷入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中。他感到極端的失落，社會現實佈滿荊棘，無路可走，結果產生了對超現實的神仙世界(或隱遯勝地)的追求，以讓心靈有所寄託。正是為了滿足這種心理需要，郭璞採用了“遊仙”這種詩歌題材來描繪神仙世界(或隱遯勝地)，以此展現自己的理想社會，表達自己的抱負，洩露自己對東晉社會現實的不滿和憤慨。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這樣說，郭璞的遊仙詩是其進退兩難的社會客觀環境，同企求擺脫世網、爭取自由超脫的主觀願望之間的矛盾衝突的藝術產物。“人窮而詩工”，我們還可以這樣說，此時處境窘困的郭璞具有最佳的創作心態，最富有藝術情思，最容易進入自己夢寐以求的理想王國、神仙世界，因而最有可能創作出飽含激情、富於藝術魅力的不朽詩篇。故筆者以為，郭璞的那些遊仙詩主要寫作時間，當在東晉初年，即晉元帝執政期間及晉明帝太寧年間。

或許有人會問，同樣是抒發對現實社會的不滿，同樣是採用隱晦曲折的藝術表現手法，為什麼阮籍以“詠懷”命題か，左思以“詠史”命題，而郭璞卻取“遊仙”這一詩歌樣式？這是三者各異的思想文化涵養及愛好使然。阮籍稱“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が。《書》即《尚書》，《詩》即《詩經》。《書》《詩》並舉，代指儒家經典。是說阮籍從小喜愛儒家經籍，接受的是儒家文化傳統。《晉書》本傳說：(阮籍)博覽群籍，尤好莊老。”是說阮籍知識廣泛，涉獵各種領域，尤其愛好《莊子》和《老子》道家典籍。如此說來，阮籍一身兩任焉：既是儒家，又是道家。但從阮籍的立身處事來看，他的思想似乎經歷了從儒家到皈依道家的演變。由於社會的險惡，他放棄了儒家的“濟世志”，轉而步莊老之後塵，遺落世事，縱酒酣昏。如果我們再作深層分析，不難發現阮籍的思想主流仍是儒家，其隱遯避世的種種手段(主要是酣飲)衹是免禍存身的權宜之計，是不得已而為之。且看阮籍教訓兒子的一段話就很清楚：

　　(阮籍)子渾，字長成，有文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き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太康中，為太子庶子。ぎ

這最清楚不過地說明阮籍內心並不讚成自己任誕曠放的行徑，他不過藉此以反對“俗儒”(即以司馬氏集團為代表的偽君子)所提倡的“禮教”。這正如魯迅所說：“表面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く。內心思想與實際行動之間的反差如此之大，而要把這二者統一在一個人身上，這個人所承受的痛苦是難以想像的；而要把這二者“融洽”地形諸詩篇，亦非易事。詩言志，阮籍作詩“志在刺譏”，發泄對現實社會的不滿，但又恐因之招來殺身之禍，故多用隱晦的象徵的語句，並給自己的八十餘首詩冠以一個總名稱：詠懷詩，這無異於塗上一層保護色，意即我抒自家情懷，不幹典午政事。正如顏延年所說：“嗣宗ぐ身仕亂朝，常恐羅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け，鍾嶸所說：“厥旨淵放，歸趣難求。”げ左思是典型的儒家知識分子形象。他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在他身上幾乎見不到玄學的色彩)，建功立業之心極為強烈。後雖因門閥制度作梗，官止於秘書郎，“立功”無緣，退而“立言”，專思著述，思想上亦經歷了由積極到消極的過程，但傲氣不減，高潔之志未損，沒有一點失意文人嘆老嗟卑之悲哀。儒家所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立身原則，在左思身上得到圓滿的體現。由於左思嫻熟歷史典故，仰慕古之高人(如魯仲連、段希木、揚雄)的立身處事，故給自己的一組詩命名為《詠史詩》。這組詩題目雖叫做“詠史”，卻並非專詠古人古事，“或先述己意，而以史事證之。或先述史事，而以己意斷之。或止述己意，而史事暗合。或止述史事，而己意默寓”こ。詠史與詠懷水乳交融，互為表裡。“詠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見”ご。詠史詩到了左思手裡為之一變，成了抒懷抱、砭時弊的現實性、批判性很強的詩篇。故鍾嶸評其《詠史詩》“文典以怨，頗為精切，得諷諭之致”さ，可謂中鵠之言。

相較之下，郭璞是東晉學識最淵博，興趣最廣泛的“雋上之才”，不愧為“中興第一”ざ。在思想文化修養方面，郭璞儒道雙修，不僅精通儒家經典，而且對道家經典也瞭若指掌。在魏晉時代，儒家式微，玄學勃興，老莊之學披靡天下。士人以研莊、注莊為事業，名士以談玄而成名。史乘稱揚某士人的學問，也總以“精《老》《莊》，通《周易》”為美辭。筆者認為，這是時代風尚使然，帶有強制性，並非人人都嗜好老莊。如阮籍由儒入道並非自願，是為全身保命計，其任誕曠放的行徑不過是惑人的幌子，其骨子裹仍是儒家思想。郭璞則不然，由於家庭環境的燻陶和個人獨特的稟賦じ，他“好經術”，對儒、道二家學說都有天然之愛好，且都信之篤，鑽之深，付諸實踐，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す，這在士林中是極為罕見的。除此之外，郭璞還少得秘傳，“妙於陰陽算曆”，精於堪輿術，被歷代奉為術數大師、堪輿之祖。ず當時上流社會因之鄙棄他，但郭璞卻無悔無怨，樂此不疲，終其生一直以卜筮為手段，藉“明災異”為由，規諷皇帝改革弊政，激勵賢臣奮起衛國，勸諫叛將懸崖勒馬。而這一切都是假託神祗的名義進行的。因為在時人看來，神祗的威力是至高無上的，其旨意是不可違逆的。此外，《晉書》本傳還記載了郭璞種種“高明”的法術，尤其是他在廁上“裸身被髮，銜刀設醊”的表現せ，似乎可以把他看成是道教中人。因為魏晉道教盛行，而術數是道教道術中十分重要的內容。俗話說：“道無術不行”，道教在很大程度上是憑法術來擴大其影響的。然而從現存資料我們還查不出郭璞正式受度入道的記載，故還不能斷定其為道教徒ぜ。但他與道教徒的關係極為密切，則是肯定的。そ郭璞對道教的理論與方術，亦有較深的瞭解，他本人甚至被後來的淨明道奉為“淨明法師”ぞ。

必須指出，在思想文化方面，郭璞雖是儒道雙修，但其思想主流仍應是儒家。這從他給晉元帝、晉明帝的一系列奏疏及其詩賦中看得很清楚。“上念國政，下悲小己”，憂國憂民，盼望天下統一，始終是郭璞夢牽魂繞的主題。特別是當軍閥王敦即將發動叛亂時，郭璞冒險諫諍，慷慨捐身，集中體現了儒家重義輕生的節操和“威武不能屈”的崇高氣慨。有人認為，郭璞是在統治階級的內部鬥爭犧牲，成為晉室的忠臣，不能如與他齊名的劉越石(劉琨)，留在敵後，力圖恢復，為民族的自由而死，是可以惋惜的。筆者不同意此種看法。誠然，郭璞是在東晉司馬氏政權與豪門王氏的鬥爭中獻出自己的生命，其動機是為了維護東晉王朝的利益，但客觀上也是維護江左半壁河山的完整，有了江左作根據地，才有可能收復失土，完成統一大業。如果東晉王朝內亂不已，勢必給外族野心家南侵提供機會，這不啻是永嘉之亂後的又一場民族災難。故郭璞此舉於國於民是有貢獻的，我們不能僅以“晉室忠臣”目之。他與劉琨，一南一北，一文一武，都是為民族利益而死，我們不能厚此薄彼。至於道家的高蹈遺世的主張和道士隱遯山林的逍遙生活，郭璞心嚮往之。尤其是在其仕途偃蹇時，他何嘗不考慮激流勇退，散髮裸足，棲息於深山幽壑呢？道教徒的服丹輕舉，郭璞亦何曾不想嘗試一番？儒、道兩種思想始終在郭璞頭腦中激烈鬥爭著，無法得到調和。思有為，卻被門閥制度所阻；欲隱遯，又恐負平生志向。欲仕不能，欲隱不忍，使其痛苦萬分。這亦是郭璞悲劇命運之所在(從某種角度上說，郭璞這種欲仕無門、欲隱不甘的窘況，亦是封建社會裹廣大知識分子的共同境遇)。而郭璞的以身殉難，表明儒家捨生取義、殺身成仁的思想最終佔據了主導地位。有人根據郭璞的詩文中流露出來的道家思想就判定他為純粹的道家，因為郭璞平生好卜筮就目之為地道的方士術者，這種看法未免失之偏頗。誠然，在郭璞身上，道家思想和方士氣息是很濃厚的。但如果是十足道家的話，當野心家王敦行將叛逆時，他會像莊周、老萊子偕妻避禍全身於荒山僻林，而絕不會冒死勸諫，以至丟了腦袋；如果是道地的方士術者的話，勢必憑藉其法術故弄玄虛，迎合君主、權臣，博取其歡心，以求高官厚祿，如漢代欒大之流，而絕不會像他那樣借占卜的結果去觸權貴的黴頭，做賠進性命的虧本生意。也有人(如東晉道士葛洪)因為郭璞料事如神，法術高明，占筮靈驗，就視之為神仙た，這更為荒謬可笑。誠然，郭璞嗜好卜筮，有濃厚的神仙思想，這亦是他以“遊仙”為題材來抒情述志的主要原因；但是《晉書》本傳所載郭璞諸多高明的法術，如救活趙固良馬等，據曹道衡先生考證，純屬子虛烏有之事；至於其占卜“靈驗”，亦並非來自神佑，而是依靠其卓越的政治遠見和豐富的社會生活經驗作出的正確判斷。正如范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中指出的：“郭璞非常博學，識見比那些清談家高出無數倍。”だ是博學方能識見高，方能料事如神。

尤值得一提的是，出自搜奇好異之癖ち，郭璞對神話傳說有著特殊的愛好，把古代神話志怪著作視為至寶，潛心鑽研，為開拓、發展中國神話學作出了巨大貢獻，被後人奉為中國神話學的開山鼻祖。他曾花費大量時間、精力，為《楚辭》、《山海經》、《穆天子傳》等著作做注ぢ。對它們所記載的神怪及神話傳說，郭璞認為有其真實性和合理性。他在《注〈山海經〉敘》中說：

　　世之覽《山海經》者，皆以其閎誕迂誇，多奇怪俶儻之言，莫不疑焉。嘗試論之曰：莊生有云：“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吾於《山海經》見之矣。夫以宇宙之寥廓，群生之紛紜，陰陽之煦蒸，萬殊之區分，精氣渾淆，自相濆薄，遊魂靈怪，觸象而構，流形於山川，麗狀於木石者，惡可勝言乎？然而總其所以乖，鼓之於一響；成其所以變，混之於一象。世之所謂異，未知其所以異；世之所謂不異，未知其所以不異。何者？物不自異，待我而後異，異果在我，非物異也。故胡人見布而疑黂，越人見罽而駭毳。夫玩所習見而奇所希聞，此人情之常蔽也。今略舉可以明之者：陽火出於冰水，陰鼠生於炎山，而俗之論者，莫之或怪；及談《山海經》所載，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怪也。不怪所可怪，則幾於無怪矣；怪所不可怪，則未始有可怪也。

郭璞在這裡為《山海經》所記的怪異的真實性辯護，有其高明之處。誠然，寥廓之宇宙，對於人類來說，任何時候都存在著諸多未被認識的領域，正如郭璞所說：“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而人又往往“玩其習見”，對自己經驗以外的事物感到“奇”。故郭璞云：“物不自異，待我而後異，異果在我，非物異也”，認為“異”不在於物，而是人本身由於受其認識能力的限制、暫時無法揭示事物本質而產生的主觀感覺。應當說，這是一種樸素的唯物主義觀點。但郭璞畢竟是封建時代的士大夫，而不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他對《山海經》所載之神話傳說亦往往信以為真，並在注釋中加以闡發、辯護。這反映了其認識能力上的局限性。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自晉訖隋，特多鬼神志怪之書。其書有出於文人者，有出於教徒者。文人之作，雖非如釋、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為小說，蓋當時以為幽明雖殊途，而人鬼乃皆實有，故其敘述異事，與記載人間常事，自視固無誠妄之別矣。”　　郭璞自然不能超脫他所處的時代，這亦是其神仙思想產生的歷史根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郭璞賴以進行辯護的理論基礎，乃是對人們認識相對性和對於寥廓宇宙、紛紜群生具有超越於人們認識之外的極端廣大性的承認，並且在他的辯護之中又正是有著一種‘追求對更大範圍的自然進行認識的合理的願望’。正是這種承認和願望，是人們一步步擴大對未知領域的認識的前提。”っ這是對郭璞自然觀的鞭辟　入時的分析。

郭璞如是自然觀，必然導致其神仙思想呈錯綜複雜的變化。一面是對人們認識相對性的承認，誘發其對於神仙世界的企慕，對於道教道家養生之道的信仰，從而他的遊仙詩中對隱遯山林和服藥長生也就表現了真誠的熱忱、由衷的讚美，而這正是歷代論者所稱“列仙之趣”的主要內容；另一面是追求對更大範圍的自然進行認識的強烈願望，驅使著他面對現實進行更深入的探索，從而動搖了其根深蒂固的神仙信仰，消釋了其長生之夢，所以他的遊仙詩中對於時光流逝、人生短促、壯志難酬也就流露出其“憂生之嗟”和“憤世之嘆”，而這恰恰是歷代論者所謂“坎壈詠懷”的核心內容。正是由於郭璞把表現“列仙之趣”與“坎壈之懷”的兩種內容都集中在其遊仙詩中，發揚光大了曹魏時代遊仙詩的傳統，故其遊仙詩“拔文秀於叢薈”，振響兩晉。

總而言之，郭璞之所以與“遊仙詩”這種詩歌樣式結下不解之緣，除了其特定的社會處境、個人坎壈際遇之外，更有其特殊的思想文化修養、愛好及其信仰的根源，尤其是後者，過去無人提及或語焉不詳，故筆者在此詳加論述，並就教於大方之家。

　　(本文承蒙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曹道衡、上海復旦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蔣凡、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古籍研究所所長穆克宏、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王鍾陵審閱，值此表示謝意。)

注　釋：

ヾ何劭(？∼301年)，字敬祖(一字敬宗)，陳國陽夏人。博學多聞，善屬篇章。晉武帝時，為散騎常侍；晉惠帝即位，遷尚書左僕射。卒謚康。《隋書•經籍志》著錄有文集1卷。

ゝ參見段熙仲《浪漫主義詩人與語言學者郭璞》，《南京師範學院學報》1962年第2期。

ゞ《晉書•劉毅傳》。

々左思《詠史詩》。

ぁ《晉書•陳頵傳》。

あ《晉書•郭璞傳》。

ぃ《抱樸子•疾謬卷》。

い王平子，即王澄。王澄，字平子。

ぅ胡毋彥國，即胡毋輔之。胡毋輔之，字彥國。

う《世說新語•術數篇》劉孝標注引王隱《晉書》。

ぇ《晉書•郭璞傳》。

え郭璞《流寓賦》。

ぉ郭璞《登百尺樓賦》。

お《晉書•郭璞傳》。

か阮籍《詠懷詩》中有相當部分為遊仙詩，但不是主體。

が阮籍《詠懷詩》。

き阮籍之侄阮咸，字仲容。

ぎ《晉書•阮籍傳》。

く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魯迅全集•而已集》第51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ぐ阮籍字嗣宗。

け《文選》顏延年、沈約等注，《文選》第3冊第106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げ鍾嶸《詩品》卷上。

こ張玉谷《古詩賞析》。

ご何焯《義門讀書記》。

さ鍾嶸《詩品》卷上。

ざ郭璞不僅是東晉著名的文學家，而且是東晉著名的語言學家、神話學家，在多種知

識領域裹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し《晉書》本傳載：“(郭璞)父瑗，尚書都令史。時尚書杜預有所增損，瑗多駁正之，以公方著稱。”　

じ郭璞出生後，其父郭瑗由尚書都令史而擢昇為建平太守，官至五品，祿至三千石。家庭的社會政治地位的上昇，這就必然要求郭璞接受其時官方規定的儒家經典修養，同時郭瑗的敢於駁正上司，以公方著稱，又顯然是個典型的正直的儒家知識分子。父輩的言傳身教，對郭璞儒家思想的形成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此外，隨著家庭經濟條件的改善，天性好獵奇搜異的郭璞必定經常外出遊覽。山川原野的博大、秀麗、奇異，開闊了其眼界，拓寬了其知識面，誘發了其豐富的想像力乃至於幻想，滋養了其浪漫氣息，從而對神話傳說和宣揚超脫現實的道家學說由衷地喜愛。

す郭璞對儒家經典所作的貢獻，主要有：一、為《爾雅》做注，此書已成了儒家經典《十三經注疏》之一種；二、撰《毛詩拾遺》；三、撰《夏小正注》；四、以“周易》為指導思想，結合自己的卜筮經驗，作《周易洞林》、《周易新林》以及《卜韻》。對道家學說所作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一、為道家典籍《山海經》、《穆天子傳》作注；二、在其詩賦疏表及各種注本中，對道家理論予以闡發，擴大了道家學說在社會上的流傳和影響。尤值得一提的是，郭璞以死來勸諫王敦的叛逆，更是實踐儒家捨生取義、殺身成仁的壯舉。

ず《晉書》本傳載，郭璞少時，“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此外還善於堪輿術，“璞嘗為人葬，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雲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據說，郭璞還撰有《葬經》、《玉照定真經》，其真偽不可考。

せ《晉書》本傳載：“璞素與桓彝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醊。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為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

ぜ有的學者認為郭璞是道教徒，似證據不足。

そ據詹石窗考證，郭璞與上清道派世家許邁交誼甚厚，曾勸許邁學“昇遐之道”。郭璞過江後，引他為參軍的宣城太守殷祐一向深信道術。與郭璞過往甚密的著作郎幹寶，其撰《搜神記》亦充滿了道教色彩。

ぞ關於郭璞與道教的關係，參見詹石窗《道教文學史》第88∼89頁，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た東晉葛洪《神仙傳》為郭璞立傳，記載了郭璞的生平事跡，稱其得兵解之道，死後脫殼成仙，為水仙伯。另，《文選》李善注引臧榮緒《晉書》云：有人見其(指郭璞)睡形變鼉，是鼉精也。

だ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二編)第410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版。

ち《晉書》本傳稱“(璞)好古文奇字”，可見有搜奇好異之嗜好。

ぢ經筆者考證，郭璞注《山海經》，從西晉太康六年(西元285年)始，迄東晉大興四年(西元321年)止，即從其10歲到46歲，共用了37年時間。

っ王鍾陵《中國中古詩歌史》第484頁，江蘇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