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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道教淵源和方士印的出現

 　　道教法印的出現，與發軔初始時期的道教對我國傳統宗教信仰的繼承，有著密切而不可分離的關係。早期道教是在商周秦漢的宗教信仰與黃老、陰陽五行等諸家學說基礎上形成的，單純的從宗教淵源上來說，主要是三大部份。

　　第一：包括自然神及祖先神在內的諸神信仰。殷周秦漢以來的皇天上帝、日月星宸、三川五嶽、江河湖海、龍蛇虎鳳和各種神人地祗，無不在這一信仰系統中佔有相當之位置，由此而產生的各類祭祀、祈禱、求福免禍的活動及儀式，都成為衍生道教諸神崇拜的基本因素或模式。

　　第二：長生不死的神仙真人信仰。在信徒的思想意識中，這些仙真不同於一般鬼神，而是現實生活中的人通過各種修煉形式，將有限的個體生命延伸到無限的生命空間，達到長生久視與道逍遙的境界，其首見於《莊子》和燕齊荊楚之地，發達於秦皇、漢武之時，是戰國秦漢傳統宗教信仰和道教思想體系前後相續且最具特點的部份。

　　第三：部類繁雜的方術信仰，它包括古代占卜、數術、祝由、煉養、導引、房中、丹藥、厭劾等等諸多奇異之術。這些方術後來大多進入道教，奠定了古代醫學、養生學、化學、科技的基礎，同時也是道教溝通神界鬼域的最主要的方法。

　　這三大部份或謂特徵，並沒有隨著道教的出現和形成而消失，反而成為道教的基本要素或基本構件，經過適當的調整，而被繼承下來。《三國誌．張魯傳》注引《典略》描述東漢後期三大教團興起，即所謂“妖賊大起”時，也多少透露出一點這種繼承關係，其云：

　　熹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駱曜。光和中，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修。駱曜教民緬匿法，角為太平道，修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為不信道。修法略與角同，加施靜室，使病者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為奸令，為鬼吏，主為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曰五斗米師。#1

　　按此文所說：駱曜教團活動在三輔(即今陝西省長安縣周圍)地區，其教門特點是施用“緬匿法”，我們今天雖然很難知道這種“緬匿法”的詳細情況，但從字面可知係一種與遁甲、土遁相類似的方術。張角太平道教團則是施用“符咒”、“符水”，這類方法見著雲夢睡虎地秦簡《日書》、馬王堆漢墓帛書《五十二病方》，按劉歆《七略》和《漢書．藝文誌》分類，兩者皆屬方術類#2。張修五斗米道教團則是“主為病者請禱”，分別向天、地、水投書，即所謂“三官手書”，其天地水顯與我們前面所說的包括自然神在內的諸神信仰有關。由此可見，被認為是早期教團的駱曜、太平道、五斗米道都繼承了我國先秦兩漢的一些東西。同樣漢代道教法印的施用，也與此種繼承方式有密切的關係，尤與方士的聯繫較為直接。

　　據有關資料記載，方士這類人物主要活動於戰國秦漢，而這時期正是我國古代官印的重要發展階段。戰國時期各國相繼變法，仕卿世祿制和封君制度受到各種限制與打擊，一些有才能卻沒有爵位、品級的布衣之士，進入了統治階層，為了表示這些人已取得朝廷授予的某種權利和職守，代表權利的官印相繼出現，它是新形成的中央集權制度的一種物化表現。領有官印者，即表示擁有君主或國家所承認的某一方面或某一事物的主宰權。被剝奪官印者，即表示權利的喪失和任命的終止。《韓非子．外儲說左下》載西門豹為鄴令，“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西門豹不甘心失其職權，便建議國君重新考慮，“願請璽，復以治鄴”。顯然，沒有璽印的授予，他就沒有權力治鄴。同篇亦云：“梁車為鄴令......趙成侯以為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足見璽印之重要。這種觀念迅速在社會普及並滲入宗教信仰領域，直接造成宗教法印的誕生，西漢欒大見漢武帝謀信請印一事，即是現知最早的事例。

　　《史記．孝武本記》載，欒大見到武帝，先施展一些小手段表現自已的神力，誘惑這個一心想要成仙的帝王。武帝很快上鉤，於是欒大便提出些溝通神界的必要條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條便是“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最早的宗教法印就此而生，其云：

　　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金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天道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閒者河溢皋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所給，連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弗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3

　　奱大向武帝要印，不排除其有謀取職位、財富的動機，但以上述五利將軍、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天道將軍和天道將軍玉印的名稱看，這是明確武帝信任他，承認其溝通天地神鬼的權利和地位，即文中所云“為天子道天神也”。雖然結果是“神未至而百鬼集”，卻表現出在當時方士的觀念中，溝通鬼神之事如同做官一樣，都是需要印章的。這件事對當時整個宗教信仰界影響極大。《史記．孝武本記》描述說：“大見數月，佩六印，貴振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4法印之濫觴自當在此。當然，對絕大多數方士、能神仙者來說，天顏難𠒇，得到皇帝賜印的機會極少。這就不可避免的出現模仿和自製，即宗教信徒根據法事內容之需要，自我確認神通與地位，天人之間的溝通由人手製造出來，而其原型就在人間。早期道教法印即是繼承此種習俗，並在這種思想認識的基礎上形成了。

 ＊第二章第一節附註＊

#1《三國誌•魏誌•張魯傳》注引《典略》,中華書局標點本第1冊264頁,1982年7月第2版。

#2王育成：文物所見中國古代道符述論，《道家文化研究》第9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

#3《史記•孝武本記》，中華書局標點本第2冊463頁,1959年9月第1版。

#4《史記•孝武本記》，中華書局標點本第2冊463、464頁,1959年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