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道教官印和名號印

　　道印中的第一類是道教官印，指歷代朝廷或國家政權設置、任命的各級管理道教事務的機構和道官使用的公務印章。在我國，宗教官員很早就已出現。《管子•幼官》云：“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請四輔，將以及上帝。”文中的“玄官”，即是齊國國家祭禮皇天上帝的宗教官員。朝廷管理道教事務的官員和機構，始見於南北朝後期。梁在中央政權設大道正，於州郡設小道正；北周有司玄中士、司玄下士，掌道門之職。隋代統一後，設道觀監、丞，後改為玄壇監、丞。唐朝置寺觀監、崇玄學和左、右街功德使。五代後周設道錄，宋朝設左、右街道錄院，掌管有關道教事務。金朝于各路設道籙、道正，金代道士閻德源墓出土銅鏡上刻有“都道錄院官□”字樣#1，是知金代也有“都道錄院”此類道教事務的管理機構，也許當時各級的地方政府亦有相應的組織。元代時全國各地已經普遍設立道官衙門，路置道錄司，州置道正司，縣置威儀司，道官分別為道錄、道正、道判。明朝於中央設置掌管全國道教事務的最高機構，名為道錄司，隸屬禮部，司內道官有左右正一、左右演法、左右至靈、左右至義，皆挑選精通道教經典、戒行端潔者為之；地方府置道紀司，道官為都紀、副都紀；州置道正司，道官為道正；縣置道會司，道官為道會；凡道官均給度牒，三年一頒，後令天下道官赴京考試給牒，不通經典者黜之。清沿明制，中央及地方設置機構、道官均與明代相同，只是在京師增設東南城、西南城、中城等六處道官，各處設協理一人為佐，頒度牒。從理論上說，這些道官和衙門盡管多屬地方政府的一個較小的分支機構，級別最低者，屬於不入流一類，但因職事所需，應該都有官印。此類印章均以管理道教事務的機構名稱、官職名以作印文，一些印章往往留有該印的製造時間、製造機構的刻文，印形、印文與級別相應的官印完全一致。例如：明初“嘉定縣道會司記”（見圖一），印背刻“洪武十五年二月禮部造”字樣#2。按明代官印的慣例，各官印印背皆刻有年款或製造頒發機構的名稱，印形有正方形和長方形兩種。前者為國家任命的九品以上的官員使用，後者則是九品以下官吏用印，這種官員因級別較低，沒有品級，故被稱作“未入流”，其所用官印稱之為“條記”。以此比較，這件製造於洪武十五年（公元一三八二年）由禮部頒發的“嘉定縣道會司記”，當是未入流的“條記”，距今已有六百餘年。按《明史》所言洪武十五年始於各縣設置道會司的記載，它是明代製造時間最早的縣級道教事務管理機構的官印，當然也是級別最低的，不過卻是研究道教機構的珍貴資料。僅就筆者所知，這類道教官印傳世實物比較罕見。

　　第二類是名號印。分為兩種：一、朝廷封賜給道教掌門或某一重要人物的封號印，這種印章有關文獻中多有記載，並往往作為道門的鎮山之寶，但傳世實物和相關形像資料比較少見。例如：元代“玄教大宗師印”。《上卿真人張留孫碑》記載：元仁宗重用名道士張留孫，曾經“加號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敕將作院刻玉為印，文曰：玄教大宗師印。以賜公。”#3吳全節繼任為上卿玄教大宗師後，依然使用此印，其所作《茅山誌序》文尾處，即鈐有該印印文（見圖二）#4。二、道教人物依傳承名號或依法號、私名、觀院名稱等製造的各種名號印，這種印章多在與世俗社會的交往、應酬活動中使用。如：第四十五代天師張懋丞是一位丹青名手，在其所繪畫作品上即鈐此類印章。江蘇省淮安縣明代墓葬中，曾出土一幅張懋丞作《擷蘭圖》，用墨濃淡相宜，筆法捷迅遒逸，頗似草書韻味。畫面在左側題識：“四十五代師為寫擷蘭圖，贈景容清士，作於金台。”款下鈐有“九陽道人、四十五代天師章”兩方朱文印（見圖三）#5。相對於某一位道士來說，名號可以有多個來源，或為道觀所授，或係尊者所命，或係同道所贈，或係名人譽稱，或係個人自名。因此一位道人往往不止一枚名號印，有時擁有多個，且印文名稱多與道意相連，具有十分明顯的道家色彩，一觀便知。如山西大同市發現金代道士閻德源墓，據墓內出土墓誌，知該道士法諱“德源”，曾“師事宣和侍晨張公為職籙道士，命授金壇郎”，九十六歲仙去，逝世前為“西京玉虛觀宗主大師”。墓中同出該道士所用名號印五枚，皆係牛角刻製的篆書印章，印文分別為“玉虛丈室老師、龍山道人、青霞子記、天上方丈老人、德源”（見圖四）#6。此類印章文獻中缺乏明確記載，其發現數量也不多，金代之物算是實物中較早的東西。這種印章一般不用於宗教法事活動，但對社會影響卻不小，尤其是文人雅士多有仿效用之者。

＊道教法印令牌探奧第一章第一節附註＊

#1大同市博物館：大同金代閻德源墓發掘簡報，《文物》1978年4期。

#2羅振玉：《隋唐以來官印集存》附錄，楚雨樓初集本1916年。

#3陳垣編：《道家金石略》913頁，文物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

#4《道藏》第5冊549頁，上海書店等1994年8月第1版影印。

#5馬季戈：元明兩代天師畫家及其作品，《文物》1992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