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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固盛
《老子》作為道家學派的最重要經典，具有跨越歷史、跨越宗教、跨越民族、跨越國界的永恆價值。自韓非作《解老》、《喻老》以來，歷代都有大量學者對《老子》進行詮疏箋注，闡發玄旨。進入二十世紀以後，隨著時代條件的變化和學術精神的轉換，老學研究也呈現出了與以往不同的風貌，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本文就二十世紀一百年以來的老學研究情況作一簡要回顧與總結。
一、二十世紀上半葉的老學成就
二十世紀上半葉雖然時勢動盪，但學術研究卻出現過局部的繁榮，老子研究也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就。究其原因，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西學的大量傳入。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學的影響已經在老學研究中顯示出來，如王國維《老子之學說》從西方哲學本體論的角度研究《老子》，認為老子之道“非但宇宙萬物之根本，又一切道德政治之根本也”，這是十分深刻的見解，從中也可以看出王國維在老學研究向近代學術形態轉變過程中的篳路藍縷之功。到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及以後，老學便形成了新的面貌，即出現了普遍用西方學術分科的方法研究老子思想的局面。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對老子的研究，是真正從西方哲學的角度來進行的；劉鼐和《新老解》明確將《老子》冠以“哲學”之名；孫思昉《老子政治思想研究》從本體論、無為論、民本論等方面研究老子的政治思想，等等。在具體內容上，則形成了以大量西方思想解釋《老子》的現象，如劉師培將老子思想與西方的“民約論”進行會通，宣導平等自由思想；嚴複《老子評點》將老莊思想與西方的進化論、民主思想、自由思想、科學思想聯繫起來；陳柱提出“老子之學，蓋一極端平等自由之學”的觀點；朱謙之亦是以平等自由觀念會通老子思想的代表性學者。
儘管該時期出現了研究老子的新範式和新方法，但傳統研究仍然佔有重要地位。馬其昶《老子故》，楊樹達《老子古義》，羅振玉《老子考異》，馬敘倫《老子覈詁》，高亨《老子正詁》，蔣錫昌《老子校詁》，於省吾《老子新證》，勞健《老子古本考》等等，都是以考證見長的著作，內容涉及版本、校勘、訓詁、音韻等各方面。一些學者在考據上比之傳統老學是有進一步發展的，主要是他們能夠將西方科學縝密的實證方法與中國傳統的治學途徑有機地融合起來，真正做到考證精湛，並獲得了超越前人的真知灼見，如劉師培《老子斠補》便具有代表性。另外，有學者用碑刻資料和其他新發現的文獻幫助校正《老子》文本，如羅振玉用敦煌文獻校勘《老子》，這是有新意的。在義理的闡釋上，陳柱《老學八篇》、《闡老》，楊文會《道德經發隱》，丁福保《老子道德經箋注》，羅運賢《老子餘誼》，成上道《老子心印》,李哲明《老子衍》,張默生《老子章句新釋》，張純一《老子通釋》，熊十力《老子哲學之解釋》，錢基博《老子道德經解題及其讀法》，楊增新《補過齋讀老子日記》，許嘯天《老子道德經》，余祖言《道德經通釋》等等著作，都對老子思想有不同程度的發揮。另外，王重民《老子考》，搜羅《老子》注疏近500家，是一部非常有價值的老學書目。蒙文通於三、四十年代輯錄成玄英《道德經義疏》、李榮《道德經注》、《晉唐老子古注四十家》等，於老學文獻有發掘保存之功；而提出唐代老學中存在一個重玄學派，堪稱卓見。
本階段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提及，那就是二、三十年代學術界關於老子其人其書的大討論。1919年胡適出版了《中國哲學史大綱》，把老子作為中國第一個哲學家擺在孔子之前，由此引發了學術界的爭議。胡適明確指出“孔子確曾向老子問禮，《老子》書確是老子所作”，肯定了老子其人早於孔子，其書早出，張季善、高晉生、葉青等亦贊同胡氏之說。但同時還有許多學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錢穆認為“《老子》成書于宋鈃、公孫龍同時或稍後，作者大概是詹何”；譚戒甫、羅根澤認為《老子》書為戰國中期太史儋所著；梁啟超認為《老子》成書于戰國末；顧頡剛則認為《老子》成書更晚，在秦漢之間。還有一種觀點，那就是把老子其人與其書分開來，如馮友蘭認為老聃與李耳非一人，《老子》書在孔、墨、孟之後；郭沫若認為“集成《老子》這部語錄的是楚人環淵”等等。雖然當時的討論沒有得出一個統一的認識，但從老學本身的發展來看是有意義的。當然，隨著馬王堆帛書《老子》以及郭店楚簡《老子》的出土，關於老子其人其書的問題已有了較清楚的認識，現在再回過頭來看，胡適等人的觀點即老先于孔、《老子》成書早期說大致是正確的，而晚出的觀點則不能成立。
此外，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始，還出現了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研究老子的新動向，代表學者有呂振羽、郭沫若、侯外廬、杜國庠等。呂振羽《中國政治思想史》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與方法論評判老子思想，收穫是全新的；侯外廬則撰寫了《中國古代社會與老子》，從社會史與思想史的角度對老子思想加以分析。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注意從社會經濟的變化、哲學性質的評判、歷史作用與社會意義等方面研究老子，為二十世紀老學的發展增添了有價值的內容。
二、二十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的《老子》研究
進入五十年代以後，大陸與港臺出現了暫時的隔離，兩岸三地的老學研究呈現出不同的局面。
在大陸，意識形態領域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因此老子研究的重心出現了轉移，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展開了關於老子思想唯物唯心的討論。從五十年代中期開始，一些有關老子思想哲學屬性的文章陸續發表出來，如任繼愈的《老子哲學》、楊超的《老子哲學的唯物主義本質》、張岱年的《老子中的唯心主義思想》、車載的《論老子書的道與物》等等。學術界關於老子哲學思想唯物唯心的爭論，到1959年達到了一個高峰，而大致的情況可以從當年中華書局出版的《老子哲學討論集》中反映出來。該論文集的論文分唯物唯心兩組，任繼愈、馮友蘭、湯一介、詹劍峰、胡曲園等先生的論文主張老子哲學思想是唯物的，關峰、林聿時、車載、楊榮國、周建人等先生則認為老子哲學思想屬於唯心。這一場關於老子哲學屬性的大討論，頗能反映時代因素對老學研究的巨大影響。
這一時期也有學者用傳統的方法研究《老子》取得重要成就的，如朱謙之的《老子校釋》。《老子校釋》以景龍碑本為底本，以敦煌本、遂州碑本、舊鈔卷子本、禦注本、嚴遵本、河上本、王弼本、傅奕本、范應元本為參校本，在具體考證中涉及《老子》版本書目一百零三種、考證書目一百四十六種，可謂搜羅宏富，考證詳審，見解精到。另外，馬敘倫《老子覈詁》與高亨《老子正詁》這兩部重要的校釋著作也在這一時期再版，同時問世的還有任繼愈的《老子今譯》、楊柳橋的《老子譯詁》等。
總的來說，由於眾所周知的政治原因，該時期大陸地區的老學研究是相對沉寂的。相反，港臺老學研究取得了較多的成果，湧現出了一批重要的著作。如臺灣著名老學專家嚴靈峰，其成就是多方面的。在老學文獻的搜尋上，他編纂出版了《無求備齋老子集成初編》、《續編》以及《無求備齋老莊列三子補編》，為老學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他還編撰了《中外老子著述目錄》及《補編》，對瞭解中外老學研究情況亦有很高的價值；在《老子》研究方面，他出版了《老子章句新編》、《老子章句新編纂解》、《老子眾說糾繆》、《老子眾本考異》、《老子達解》等重要著作。又如饒宗頤撰寫的《老子想爾注校證》，在海內外產生了較大影響。《老子想爾注》為三張天師道的重要經典，但早已湮沒不聞，幸敦煌莫高窟存有其殘卷，饒宗頤對殘卷重新加以整理注解，使得這一早期道教經典得以重新面世。該書不僅考釋精詳，對早期天師道的教理教義尤有新見。此外，臺灣張起鈞的《老子哲學》、周紹賢的《老子要義》等都是有建樹的著作。
三、二十世紀最後二十年老學研究的繁榮
在八十年代以來思想解放與“文化熱”這一大的背景下，學術研究重新步入正軌，作為道家文化研究核心之一的老子研究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其研究方法、材料、觀點都有新的突破，二十世紀的最後二十年是老學研究的繁榮時期。據統計，該時期共出版老學研究著作百餘種，發表論文一千多篇，這些研究成果涉及哲學、宗教、政治、美學、史學、氣功、養生、管理、謀略、處世、自然科學、環境保護、建築、軍事、經濟、法律、教育、倫理、醫學、心理學、語言學、邏輯、文學、文獻學、老學史等二十多個方面，其中不乏傳統的內容，但許多領域都是八十年代以後才出現的。
該時期《老子》研究的一個重要突破就是打破了五十年代以來唯物唯心之爭的單一模式，基本上能夠按照老子思想自身的特點進行多側面、多層次、多角度的研究，這樣，老子研究獲得了充分的自由，學者們可以在研究中充分發揮自己的獨立見解。詹劍峰《老子其人其書及其道論》，能夠以實事求是、立足史實的態度，結合老子時代的具體情況來研究老子的哲學思想，矯正了以往許多不正確的認識，既有理論闡述，又具歷史深度。張舜徽的《老子疏證》，在考據方面能夠博稽諸家舊說及今人新釋，顯得淹貫弘通，在義理發揮上也有自己的特點，即將老子思想完全解釋成為一種“君道”，成一家之言。任法融的《道德經釋義》，以道教義理以及道門中人的虔誠信仰注解《老子》，體現了道教老學的最新進展。張智彥的《老子與中國文化》從老子與中國文化關係的角度，探討老子思想的文化淵源、老子思想體系的文化特徵、老子對中國文化格局形成的影響以及老子思想的現代價值等問題，力圖展示老子在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中應有的地位，顯示出了研究老子的新思路。任繼愈的《老子新譯》是五十年代出版的《老子今譯》的修正版，通過反思老子研究的得失，任先生認為過去唯物唯心這種“一刀切”式的研究存在方法論的錯誤，正確的作法應該是把老子的哲學思想放在當時的具體歷史環境中去考察，還其本來面貌，明其本來價值。這一認識對澄清老子研究中的某些混亂局面，使老子研究朝健康正確的方向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此外，徐梵澄的《老子臆解》、張松如的《老子說解》、孫以楷的《老子通論》、王博《老子思維的史官特色》等都是精心撰構之作，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這裏要特別提到臺灣學者陳鼓應先生的老子研究。陳先生是臺灣著名學者，多年來一直致力於老莊研究。改革開放以後，他來到大陸積極組織道家文化的學術活動，主編《道家文化研究》輯刊，並提出在學術界引起很大反響的“道家主幹說”，為促進道家文化研究的繁榮做出了重要貢獻。他的《老子今注今譯》1970年即在臺灣出版，後通過修訂增補，更名為《老子注譯及評介》，1984年由大陸中華書局出版。該書出版後多次重印，影響很大。《老子注譯及評介》在注釋上廣泛參考歷代注家和今人的成果，在老子思想的剖析上則立足中國哲學自身的特點，緊緊抓住“道”這個核心，從宇宙論與人生論的內在邏輯出發來分析老子的哲學體系。此外，在評介老子思想時注意闡揚人文關懷精神，也是陳先生老子研究的一個特點。
關於出土《老子》的研究是本階段老學的重要內容。1973年馬王堆帛書《老子》的出土，是二十世紀中國老學發展中的一件大事，學者們得以運用地下出土的材料研究《老子》，使老學研究出現了新的氣象。帛書《老子》在出土之始，便出現了一批初步的研究成果，如翟青的《<老子>是一部兵書》，高亨、池曦朝的《試談馬王堆漢墓中的帛書<老子>》等。到八十年代以後，其研究逐漸深入、系統，學術界對帛書《老子》的價值也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肯定它確實可以訂正今本的章次錯亂及文字的衍奪訛倒等等，對於《老子》一書的復原、暢讀和理解均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很多老子研究者都以帛書《老子》作為校正今本的重要依據，如張舜徽認為“取帛書校讀今本，收穫很多”；張松如認為用帛書本校讀《老子》，“千年迷霧，一旦澄清”；徐梵澄認為“帛本一字之殊，固宜珍若璆琳者也”。相關專著有許抗生的《帛書老子注譯與研究》、黃釗的《帛書老子校注析》、高明的《帛書老子校注》等。許著不僅重視帛書《老子》的文獻價值，而且更多地注意老子的思想體系，注意從哲學體系上來把握之。黃著在廣泛參考古今注本的基礎上，從文字校訂、詞語闡釋、義理解析等幾個方面對帛書《老子》展開了綜合性的研究，認為“帛書《老子》既有助於我們恢復《老子》原本體系上的完整性，也有助於我們糾正今本某些字句的訛誤，為我們正確把握《老子》的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新資料”。高著以王弼注本為主校本，另取敦煌寫本、道觀碑本、歷代刊本計33種作為參校本，對帛書《老子》進行更深入細密的考校。高明認為，自唐宋以後，有關《老子》的各種版本輾轉傳抄，彼此承訛襲謬，互相竄改，其結果是經文內容同流合一，使其中錯誤無法校正。帛書《老子》的出土為解決這一難題提供了極大的幫助，所謂“近古必存真”，帛書甲、乙本距今均在二千年以上，較多地保存了《老子》的古貌，雖然其中存在謬誤，但如果結合流行諸本對它們詳加勘校，是有可能得出一個比較貼近《老子》原貌的本子的。《帛書老子校注》考證細緻精確，對許多疑難問題提出了獨到之見，可謂帛書《老子》研究的新成就。
1993年10月，湖北荊門郭店楚簡《老子》出土，整理者將其分為甲、乙、丙三組，總字數為1741個。它一出土，立即引起了海內外廣大老學研究者的高度重視。研究的熱點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是楚簡《老子》的結構問題。崔仁義等認為簡本《老子》是一個完整的原始傳本，王博等認為簡本《老子》是一個節錄本，丁四新等認為簡本《老子》可能是戰國時期《老子》書不斷完善過程中的版本之一。應該說，第一種觀點理由不充分，後兩種觀點各有道理。其二是竹簡《老子》在考證《老子》成書年代上的重要意義。郭店一號楚墓的發掘者認為該墓“具有戰國中期偏晚的特點”，這就為《老子》成書“早期說”增添了寶貴的地下證據。其三是關於老子思想的新認識。陳鼓應認為，簡本《老子》的出土，可以讓我們重新認識老子對仁慈忠信義禮等德行所持的肯定立場。裘錫圭指出，老子原來並不“絕聖”，也不“絕仁棄義”，他所反對的只是智辯、巧利、詐偽。張立文也撰文認為，從簡本《老子》的內容可以重新認識老子思想以及先秦時期的儒道關係。簡本《老子》所說的“絕智棄辯”、“絕巧棄利”、“絕偽棄詐”，並不是對儒家思想的批評和否定，而是對它的負面補充。
本階段的老學還有一個新的內容，即關於老學史的研究。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一些道家文化的研討會上，朱伯崑、湯一介、鐘肇鵬、熊鐵基等先生一致呼籲要加強老學發展史的研究。1995年熊鐵基先生主持撰寫的《中國老學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出版後在學術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被稱為“開掘了《老子》與老學的深度價值”；“使學術思想史上的一片空白得以填補”。《中國老學史》作為我國研究老學發展的第一部系統專門之作，在道家學術領域的開拓以及奠定老學研究的基本方法與範式方面，都是有貢獻的。此後，熊先生一方面指導他的博士生進行老學研究，同時又組織撰寫了《二十世紀中國老學》。目前出版的斷代老學研究著作有劉固盛的《宋元老學研究》、《宋元時期的老學與理學》，董恩林的《唐代老學：重玄思辨中的理身理國之道》、《唐代老子詮釋文獻研究》、尹志華的《北宋老子注研究》等，老學研究逐漸形成了規模。
由上所述，二十世紀的中國老學研究內容豐富，創見迭出，是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發展史上的精彩華章，值得認真加以總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