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向前(安徽大學哲學系 教授)
老子是中國道學的宗師。他的《道德經》一書不僅是道家和道教的思想經典,也是中華文化的瑰寶。該書雖然只有五千餘言,但其包含的思想和智慧卻是博大精深,涉及到人類文化的諸多方面和層次,至今仍然熠熠生輝。其中之一就是它的社會發展觀。兩千五百年前的老子通過批判失道的病態社會,最早提出了一種非常全面、深刻的社會發展觀。老子的發展觀包含了為什麼要發展,為誰而發展,怎樣才能發展,以及如何保持發展等一系列思想。這一思想在中國傳統社會發揮過積極的指導作用,在今天也仍然富有不可忽視的現實意義。
一、為什麼要發展
老子是肯定發展的,並且認為發展是必然的、首要的道理。這有其宇宙本原的根據。在老子看來,本原之道是發生之道,也就是發展之道。《老子》四十二章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萬物都是從道產生出來的。道之所以能生萬物,是因為其中內涵有陰陽二氣,是陰陽二氣的相互交合與作用化生出天地萬物。同時,由於陰陽二氣的相互交合始終處於一種平衡與和諧的狀態,因此,道之生物就是一個周流不息的永恆發展的過程。老子反復指出:“道沖,而用之或不盈。”(4章)“周行而不殆”(25章)。“沖”就是陰陽的和生狀態。說明了自然之道不僅是天地萬物產生的母體,也是天地萬物發展的規律。由此而來的天地萬物本質上也是內涵有陰陽的相互交合與作用,也就是永遠處在一個不斷變化、發展的,生生不息、大化流行的過程之中。老子這種發展本體觀是對西周末年流行的“陰陽之氣”以及“和實生物”等觀念的繼承和深化,後來的《易傳》進一步將其概括為“一陰一陽之謂道”,代表了中國傳統哲學對於萬物生成、變化與發展的基本觀點。
人類更是這樣,之所以能夠超越萬物而與天地同“大”,就是因為他能夠自覺效法天道,具有比萬物更高的發展能力和要求。因此擺脫貧窮和落後,不斷改善生活水準,乃是人類的天性,更是人類的自覺。所以立國執政,無不是以民生為本,要“無厭其所生”(《道德經》72章,以下只注章名。),即不壓迫人民的生計。表現在施政上,就是首先要發展經濟。第一步要解決溫飽。如老子說的:“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3章)“虛其心”就是消除機巧、奸詐之心,而複歸於自然淳樸;“實其腹”就是達到不為饑寒所憂的溫飽水準。進而還要實現富裕。老子“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即“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80章)就是這種富裕生活的表現。無論人們怎麼理解、評價老子的理想社會,這種“甘、美、安、樂”的生活無疑是超過溫飽水準的富裕景象,無疑是生產更加發展、精神更加文明的理想的生活狀態。而且,與孔子“小康大同”的理想社會相比較,不難發現,孔子注重的主要是“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等社會政治道德方面,而老子注重的則是“什佰之器”和衣食住行等社會生產方面,兩者形成了明顯對照。儘管孔子也強調過“富民”,但至少在理想社會的設計方面沒有充分注意到這一點。只有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人民的生活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才是抓住了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
二、為了誰而發展
先秦諸子各有其代表的社會階級或階層,老子代表誰的思想和利益,歷來說法不一。比較而言,他更傾向下層人民群眾,主要是代表廣大百姓的利益,是為廣大百姓爭取發展的。《老子》書中出現最多的字詞之一就是“民”,包括同義的“人”、“百姓”等。在老子看來,自然之道在社會政治中的體現就是“民心”。作為統治者,效法天道就是要效法民心,即以民心為己心。最典型的一句話就是:“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49章)“聖人”指古代的聖王,是老子理想中具有“上善”、“上德”的統治者。這樣的統治者沒有自己的私心,一切都是順應民心,是想為民之所想,利為民之所利者。老子還說過:“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8章)又說:“聖人……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2章)統治者應該象水一樣無私、善利萬物,不與民爭利,不據為己有。反之,對現實中的統治者們無道有為的種種行徑,如兼併、重稅、厚生、奢侈、威刑等等,老子則進行了大膽地揭露和批判。對比中國傳統中的法家、儒家等,可以發現,他們雖然都有“民本”
思想,但主張“民本”的立場是不同的,法家基本站在君國的立場和利益上;儒家則是“尊君”與“親民”相結合的君民共治,家國兼顧;而道家的老子則始終強調人民的“自化”、“自正”,也即“自治”和“自富”,強調在上的王者應該是“天下樂推而不厭”(66章),即代表天下百姓利益而為人民所推舉出來的人。著名學者任繼愈先生在其晚年新作《老子繹讀》中指出,“(《老子》)反映的是弱勢群體的聲音,最早也最系統地表達了農民的願望和要求”。顯然,老子的“民本”主張是比較徹底的,具有超越傳統、超越時代的意義。由此,在社會財富歸屬的問題上,老子也比較明確和真正地表達了藏富於民的思想,即以實現“民富”、“民利”,而不是君富、君利為目的。他的“生而不有,為而不恃”說的就是要散財於人民,而不是集中于君國;他的“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44章),就是告誡在上的統治者,過分地貪財、蓄財必定招致慘重的損失。
三、怎樣才能發展 如何實現這種發展呢?老子有言曰:“我無事而民自富”(57章)。這個“我”指統治者;“無事”就是安於本分,不要干預或代替百姓的生產活動。統治者的本分就是為人民的生產活動提供一個公正的制度條件和良好的基礎設施,
為百姓的生活需求提供一種健全的社會保障和安定的公共環境。至於怎樣生活,如何生產?百姓自會選擇,經濟自有規律。“民自富”就是人民自己會富,自然會富,不需要統治者如何使之富。發展社會生產是一個系統工程,但關鍵是統治者的“無事”。老子說:“治大國若烹小鮮”(60章),“治”和“烹”說明了政府的領導或調控還是必要的,但不可撓之,撓之就是有事、有為。擾之則魚碎,魚碎即民傷。說明了政治就是為生產服務的,不應該干擾生產,更不應主宰或壟斷生產,以免挫傷人民的生產積極性。如何做到無事而不撓?對於經濟管理,要在放權而行,不可違背經濟規律,統的太死,管的太多;對於行政管理,要在簡政安民,不可機構林立,政出多門,橫加干涉。沒有政府的主宰或操縱從而使之富,人民是否自己會富呢?老子的回答是肯定的。因為生生之道,即自然之道就內在於天地萬物之中;體現在人類社會,就是內在于人民百姓之中。也就是說,求生存和發展是人民的自然本性。統治者只要順從民性,做到“無厭其所生”,自然就能實現生活的改善和社會的發展。老子所崇尚的“自然”,強調的就是事物自身的內在的自然發展,同時也沒有完全否認外力對自然發展的輔助作用,只不過這種輔助作用是因順自然的發展。回顧剛剛過去三十年,對中國社會經濟影響最大的改革創舉,如包產到戶、私營工商、鄉鎮企業、村民選舉等,哪一個不是自下而上開始的突破?哪一個不是百姓自發興起,而且還是冒著坐牢的風險發起的?當年,那些積極支援和保護底層民眾“自富”實踐的政治家們,成為今天人民紀念的一代改革元勳;而對於底層百姓這種“自富”實踐的科學總結,成就了今天指導我們繼續發展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老子看到的只是自然經濟,沒有說過市場經濟,但是卻道出了經濟發展的實質,即以“我無事”為本位的政府職能和以“民自富”為主體的社會生產。
四、怎樣全面發展
發展總會存在不平衡的問題,那麼如何統籌兼顧,達到全面、協調的發展呢?老子對此有很多論述,包括我們今天要求的人與人之間(貧與富之間)以及上與下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平衡與協調。關於前者,老子提出了著名的“損有餘而補不足”的原理,並把它提升為“天之道”(77章),視為整個宇宙的普遍規律。這是世界上最早的、也是最簡明的“平衡原理”,也即公平原理之表達。這一平衡觀包涵有兩個內涵。一是所謂平衡,不是一律“貧窮”的絕對平均主義,而是存在“有餘”和“不足”的差別;二是所謂平衡,不是通過消滅“有餘”,即“殺富濟貧”的辦法來達到,而是主張“有餘”的補助“不足”的一種和諧共存。歷史證明了,凡是違背這一平衡原理的必然引起人民的反抗和起義,從而招致天道的懲罰。關於後者,即中央和地方的關係,老子提倡的辦法就是“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57章)認為上下關係的協調主要在於中央的統治者,只要統治者做到清靜無為,地方的百姓自然歸於順化、端正了。老子的“無為”就是“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64章),它有兩個方面含義。從消極方面說,就是“不敢為”,也就是不敢違背事物發展的規律,不敢將自我意志強加於人民之上,要求尊重人民的意願和智慧,尊重地方自主和自治的權力。從積極方面說,就是“輔萬物”,要在認識、掌握事物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去輔助、成就事物的發展,要在瞭解民心、體察民情的基礎上為人民的生產和生活提供服務和保障,諸如社會教育、醫療、養老、救濟,以及基礎設施、公共安全、宏觀調控等方面的服務和保障。如果說“輔助”的方面強調的是服務,那麼“不敢”的方面強調的就是開放。政府應該立足於服務的本位,實行開放的政策。如此,中央和地方,上與下之間的關係自然就會一致、協調起來。順便提一下,關於中央與地方的關係,這也是中國政治史上的難題之一,要麼“中央集權”,要麼“地方割據”,一直沒有解決好。個中原因,可以說正是沒有把握好老子“無為”思想的兩個方面。我們自己也有過教訓,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強調為人民“服務”,以至於管得過多,統得太死,而忽視了開放的一面。近些年我們實行了改革開放的政策,社會生產很快得到了恢復和發展,黨和政府也贏得了人民普遍的支持和擁護。可見,老子有關全面發展的思想至今仍然有著重要的借鑒和適應意義。
五、如何持續發展
如何保持這種發展呢?老子也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我們今天講的可持續發展,注重的多是保護耕地,合理消費,控制污染,維護生態等方面,這些老子多也看到,並且也說到。但是老子更強調的則是思想上的“知足”,認為這才是根本的長久之道。認為只有懂得知足,以上注重的種種方面才能真正做到或者可以避免。老子說:“知足者富”(33章),又說:“知止可以不殆“”(32章)。要想保持發展,維持生活的富足,首先必須對富足有一個正確的認知。也即要認清事物自身所固有的限度,以克制或限制自己的欲求,這樣不僅可以保持常足,還可以避免危險。因為發展是必然的,所以知足並非是不再發展,而是樹立起“適度增長”的意識。這是因為一方面,經濟的發展以及物質的消費並非是無止境的。我們賴以生存的資源畢竟是有限的。既然天地萬物都有自己的限度,人的行為就應當有所“知止”;既然人的行為必須有所“知止”,人的欲望就應當有所“知足”。我們不過是人類這個有限的家園不斷更換的管家或看護者,是在替子孫後代守護和管理這個家園,我們縱有能力去製造無窮的消費需求,也沒有資格和理由去受用。另一方面,物質生活達到一定限度,幸福的指數往往就不在此了,而是轉向了精神生活。在老子看來,人類的真正存在是一種複歸於嬰兒般的簡單、樸素的狀態,這是就精神層面而言的,也就是說人類的真正存在是精神性的。既然人主要是作為精神性的存在,那麼就應該把肉體之軀的需要限制在一定範圍,努力去追求無限的精神的需要和滿足。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也是以為人的物質生活的基本需求被滿足就可以了,並非是沒有止境的物欲追求。一味地滿足“欲望”,不僅無助於人類生命品質的提高,反倒會成為人類痛苦的根源。而我們現在有些人已經接近甚至超過了這一限度,卻沒有知足的認識,沒有止境的地步。由此形成的對於資源、環境,以至人心、生命的破壞已經到了令人憂患和痛苦的邊緣。在這個意義上說,“真是不聽老子言,必然受饑寒”。人類要擺脫當前的困境,拯救自己的未來,除了在科學和技術方面尋找出路之外,在思想境界上樹立一種知足的、健全的看待發展和財富的觀念,是十分必要和大有益處的。
老子也說過“成其私”(7章)、“曲則全”(22章),並將自然之道視為“將欲奪之,必固予之”的“微明”之道(36章)。有人據此認為老子是專講權謀、權詐的陰謀家,老子思想是君人南面之術。由此,老子所謂的發展就不是為了人民的利益,終究是為了統治者自身的利益。歷史上確實有人把老子的思想用於搞權謀、謀私利,雖然是“原于老子道德之意”(司馬遷語),卻不符合老子思想的本旨,恰恰是對老子思想的曲解和利用。古之所謂“權術”,亦猶今之所謂“策略”。權術,抑或策略,主要取決於它是否符合客觀真理,取決於用它為誰謀利益。要在老子的“微明”之道所講的是一種自然之理,是自然辯證法的表現,並且是為了成全廣大百姓的利益。老子思想中的統治者,一為理想中有道的聖人;一為現實中不道的君王。老子說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10章)希望現實中的君主治國能夠遵循自然之道,為人民謀利益,但老子對他們並沒有寄予厚望。老子所說的能夠實行自然之道,或微明之道者,主要是理想中有道的聖人,是能使自己無欲、不爭,能讓百姓自化、自富的統治者,也即是“以百姓心為(己)心”的統治者。可見,這樣的統治者即使現實中有,其境界也必然高於一般的君王,必然是能夠代表百姓利益而為百姓所“樂推而不厭”的統治者。既然如此,他們的“成其私”其實也就是成其公,是成全廣大百姓之公。
戰國末期的荀子曾經批評“老子有見於詘(屈),無見於信(伸)”(《荀子•天論》)。確實,老子十分強調了反面的“屈”的作用,而忽視了正面的“伸”的作用。但也正是因此,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思想與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中國古代社會發展中形成了“一陰一陽”、“剛柔相濟”的互補結構。老子確立的自然之道對於儒家的道德主義傾向,以及社會生活中道德的虛偽、人性的異化,具有一定程度的限制、消解作用。而且老子的發展觀也曾經被一些統治者用於採取“與民休息”的政策,從而緩解了社會矛盾,促進了經濟的恢復與發展。今天,在人類社會進入現代社會乃至後現代社會時,這一思想對於“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一些負面後果,如生態破壞、能源危機、利欲至上、貧富懸殊、官本現象、霸權主義,等等,也具有深刻的批判作用。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經過現代的詮釋,包括老子發展觀在內的中國文化中的合理思想及價值觀念,將為中華民族和全人類的社會生活、可持續發展提供寶貴的智慧或借鑒,做出新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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