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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道教思想對推動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重要作用
吉林玄帝觀
馬高平
大家知道，世界上具備獨立起源，持續發展，歷史悠長三大要素的文明古國，只有中國。這也正是我們中國人引以為自豪的充分理由。縱觀浩翰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史，在源遠流長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始終貫串著構成這一思想文化體系的三大文化支柱：以孔孟思想為核心的儒家學說，是中國文化的正統；而以老莊思想為代表的道家學說，以及在其基礎上產生的道教思想，同外來的佛教則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另二大文化支柱，從而構成五千多年來中國傳統文化中三教鼎立的基本格局。可以說，正是構成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道、儒、佛三教思想文化，千百年來一直影響、決定和推動著中國社會的發展與進步。三者在古往今來各歷史階段所起到的作用各有千秋，有分有融，抑揚錯落的推動著中國社會歷史車輪進步、前行。儘管道家與道教不能完全等同，但二者間確有著密切的聯繫，可以說，道教思想曾對中國古代乃至中國近代的社會政治、學術思想、宗教信仰、文學藝術、醫藥科技等各方面均起過重要影響，是推動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主動力之一，這正如魯迅先生所說：“中國的根柢全在道教。”
為便於闡述這一問題，我們有必要在揭示論據前，先從思想上明確如下三個基本概念：1、何謂道家；2、何謂道教；3、何謂道教思想。
所謂“道家”，即以先秦老子、莊子關於“道”的學說為中心的學術派別。道家之名，始見於漢
司馬談的《論六家之要指》，稱為“道德家”。《漢書·藝文志》稱為道家，列為“九流”之一。傳統的看法：老子是道家的創始人，莊子則繼承和發展了老子的思想。在莊子前或同時，有楊朱的
“全性葆真”說，宋鈃
、尹文的“情欲寡淺”說，彭蒙、田駢、慎到的“棄知去己”說，都同道家思想接近，有稱之為道家別派者。道家學說的內容，以老莊的自然天道觀為主，強調人們在思想、行為上應效法“道”的“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不尚賢，使民不爭”。倫理上主張“絕仁棄義”，以為“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與儒墨之說形成明顯的對立。其後，道家思想與名家、法家相結合，成為黃
老之學；而法家申不害、韓非等早已吸取道家“自然”之義作為法制理論的基礎，故漢初黃、老刑名並稱，頗為統治者所推崇。
所謂“道教”，為中國固有的宗教，淵源於上古時代先民對鬼神的崇拜，對神仙之說和方術的信仰以及
黃老學說中的神秘主義成分。東漢順帝
漢安元年（西元142年），由張道陵宣導於鶴鳴山（一作鵠鳴山，在今四川
崇慶境內）。凡入道者，須出五斗米，故亦稱“五斗米道”，為道教定型化之始，因道徒尊張道陵為“天師”，故又名“天師道”。道教奉老子為教祖，尊稱“太上老君”。南北朝時，北魏
嵩山道士寇謙之改革舊天師道，制訂東章誦誡新法，稱新天師道；南方廬山道士陸修靜整理三洞經書，編著齋戒儀範，道教形式因而完成。唐
宋兩代，南北天師道與上清、靈寶、淨明各宗派逐漸合流，到元代都歸併於正一派中，在北方，金
大定元年（1167年）王重陽在山東
寧海（今牟平）創立全真派，其徒丘處機為元太祖
成吉思汗所重視；全真派遂盛極一時，此後道教正式分為正一、全真兩大教派。應該說，在道教整體盟生、進化、發展、壯大以致形成宗教完整思想文化體系過程中，道教對道家哲理營養的汲取與利用，不止在初期，以後仍在持續不斷地進行。
所謂道教思想，也就是指道教的理性認識的觀念。她囊括了道教歷史、經典、人生觀、宇宙觀、修持方法，人物著述、神仙法訣，教戒科儀以及道教美術、建築、音樂、文學等諸多方面，並有其獨特的思想體系，有通達而完備的哲理學說，並在這豐富的思想體系基礎上建立了自己的信仰，從而使廣大奉道、務道之士有了信仰和修行的方法、目標。具體說，就是為人（奉道、入道人）要“以道為事”、“尊道貴德”；以“天道承負”把握做人之標準；以“度己度人”為道教之宗旨；樹立“道生天地”之道教宇宙觀；及“我命在我不在天”、“樂生重生”的道教人生觀；以“自然無為”為行事之原則；抱“柔弱不爭”之處世態度；持“抱元守一”、“虛懷若谷”之修身境界；視“清靜寡欲”為修道之關鍵；“返樸歸真”為行道之終極目標。入世出世皆當如此，我以為，所謂道教思想，僅此而已。
一、道教思想與“文景之治”
大家知道，黃
老道家學派是道教的前身，黃老道家學說的重點，是講如何運用天道自然的思想來治理國家，他們認為，治國者必須效法天道，建立一套完整而穩定的法律制度。有了法度，判斷是非曲直，用人辦事才有統一的標準，賞功罰過才能公正。人人都遵守法令，各安本分，不因自己的愛惡私欲違犯法律，社會才能統一安定。所以黃老道家強調為人處世宜“無為而無不為”。無為的意思不是消極地無所作為，而是指人的思想行為都符合客觀自然法則，因循自然，應時制宜，“循理而舉事”。道家所謂的“無為而治”，也不是不要君主官長治理國家，而是“秉要機本，清虛自守，無為自化”。即君主在上面把握政治綱要，但不過多干預臣下的具體施政措施。同時要克制自己的貪欲野心，不干擾人民的生產活動，“省苛事、節賦斂、毋奪民時。”這樣才能收到“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的效果。
由於黃
老道家治國理論，適應漢朝初年民生凋弊，急需革除秦朝暴政苛法，使人民休養生息，社會恢復安定的現實，因而得到漢初統治者的大力提倡。漢惠帝用曹參為相國，曹師事道家大師蓋公，一切遵守蕭何所定法令，實行“清靜無為”“與民無為”的政治制度。西漢前期黃
老刑名之學在政治上居指導地位，秦項大亂後，這種政治思想確是適合全社會的需要，特別是農民，更感到統治者施政“清靜無為”的必要。在這個問題上，例如：孝文帝於十三年（西元前167年）五月頒下詔書說：“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毋以異，其于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史記·孝文本記》第十）。意思是說：“耕農是國家的根本，事情莫大於此，現在勤勞其身從事農耕的人，反而抽田租田稅，農居本，商賈居末，這樣收租，是本末沒有分別，對於獎狀農耕的方法尚末完備，應廢除田的租稅。”
《史記》又載：後元六年（元前158年）
“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諸候毋入貢，弛山澤，減諸服禦狗馬，損郎吏員，發倉庾以賑貧民。”意思是說：“這年天下有旱災和蝗蟲為害，文帝加恩惠於天下，命令諸候不要入貢，廢馳山林川澤的禁令，以利百姓，減少文帝自己的衣服，車駕，狗馬費用，縮小郎官、官吏、官員的員額（裁員）發放倉庫的糧食以救賑貧民”。
以上是孝文帝在“掃除煩苛”、“與民休息”、“務在寬厚”等方面的部分政令。
在少苛刑，施仁政方面，漢文帝在元年（西元前179年）十二月說：“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帑，朕甚不取”宜“除收帑諸相坐律令”。意思是說：“法律是治國的指標，所以禁止殘暴而表率好人，現在犯法的人已治其罪，而使沒有罪的父母妻子和共產業的人，受到犯人的連累而坐牢，以致被收為奴隸。我的意思，極不想用這種法律，應該廢除一人有罪，家人收為奴隸及其他相連坐的法律。”
文帝十三年（西元前167年）五月，齊國太倉
縣令
淳于意有罪當受刑罰，其小女兒緹縈隨父到長安，上書給官府，陳述以殘酷肉刑施政的利弊，當時，書奏天子，天子悲憐感傷孝女緹縈的心意，於是下詔書道：“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僇，而民不犯，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純，而愚民陷焉。……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肢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苦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史記·孝文本記》）
文帝下詔書的意思是說：“聽說在虞氏，大舜時代，有罪的人，把所犯的罪畫在衣服冠帽上，使衣服有差異而表示刑戮，而民眾不犯法，這是何等至治的境界！現在法有黥面（臉上刻字）、劓鼻（割掉鼻子）、刖足趾（把腳砍掉）的三種肉刑，而不能禁止奸邪，過失何在？豈不是我的德薄，而教化不明白原故嗎？我十分慚愧，所以訓導百姓不純厚，而愚笨的民眾於是陷於罪刑。……現在民眾有過，教化未施行，卻加以刑罰，或許想要改變行為向善，而已無途徑可行，我十分憐惜這件事。刑法而至於砍掉四肢身體，刻刺肌膚，處罰終生不止，是何等的痛苦而不合道德，那會合于為民父母的心意呢！應廢除肉刑”。
漢
文帝，景帝以“無為而治”道家思想為指導，制定國策、治理國家。對內，從皇帝自身做起，提倡節儉，廢除肉刑，使刑法寬鬆，減免賦稅，徭役較少，“專務以德化民”施政“與民休息”（《史記·孝文本記》）使農民得到休養生息；對外，與匈奴和親而不用兵擾民，避免大戰爭，從而使當時西漢“禮義大興”，國富民強、社會安定、百姓安居樂業，社會經濟日益繁榮，取得良好成效。因而這一時期的各項舉措及成就，為歷代史家所稱道，這就是史書所載的“文景之治”。
二、道教思想與“貞觀之治”
道教經歷魏
晉
六朝後，到隋唐時代發展到了鼎盛時期，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通道者比比皆是。其所以能這樣高漲，很大原因在於道教與唐室皇權的結合，使道教成為皇族宗教，在皇族的扶持下，得到在社會上，政治上的優越地位。唐代上層統治者把對道教的尊崇細化為以道教“清靜”、“不爭”，“無為而治”思想來制定施政、興國之國策，並與當時社會文化心理間達成契合，擰成一股合力，滲透于唐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各個方面。這些，正是唐王朝時期能出現“貞觀之治”（西元627-649）盛世局面的必然結果。
據《混元聖記》卷八說：大業十三年（617年）“唐
高祖皇帝起義兵于晉陽……暉（道士歧暉：陝西樓觀的道教宗師）逆知真主將出，盡以觀中資糧給其軍，及帝至蒲津關……仍發道士八十余人，向關接應，帝嘉之”。這段記述，是記西元617年，李淵父子在太原起義兵，進軍關中，歧暉預測到新的聖君將出世，所以即以樓觀的糧草物資供應給唐軍，並派80名觀中道士去蒲津關迎接李淵，李淵對樓觀道士“應接聖君”的行動大為嘉賞，詔授歧暉以官職，賜給田莊，並敕令新修樓觀屋宇。
據《舊唐書·王遠之傳》中載：“武德中，太宗平王世充，與房玄令微服以竭之，遠之迎謂日：此中有聖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因此實告。遠之日：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惜也。太宗登極，將加重位。因請歸山。”這段史料是說：“唐太宗
李世民在做秦王時，也曾得到道教的幫助，李世民出兵河南消滅洛陽軍閥王世充，途中與房玄令微服私訪，道教上清派宗師王遠之。王遠之對李世民說：“你少唐剛當上皇帝，來之不易，好自為之。後來，李世民登極後，特意在茅山為王遠之建一所太平觀，以示崇敬。
另據唐末杜光庭所撰《歷代崇道記》稱：“武德三年（西元620年）五月，有晉州百姓喜善行於（山西
浮山縣）羊角山，見一老叟，乘白馬，朱鬣，儀容甚偉，曰：“語唐天子，吾為老君，吾而（爾）祖也”，高祖異之，詔於其地立廟“。這位老者自稱是太上老君化身，是李氏王朝的祖先，唐高祖
李淵就相信了吉善行的報告，在羊角山立廟祭祀宗祖太上老君，改浮山縣名為神山縣，此後，李唐王室與老子的祖孫關係正式確定，全國各地相繼修建老子廟，李淵多次去拜謁老子，以示崇敬。並于武德八年（西元625年）李淵下詔宣佈三教次序，以道教為最先，儒、佛依序次之。唐太宗即位後，亦欣然承認了吉善行所傳老君為唐室李氏族祖的說法。
唐太宗崇道的原因，據他自己講有三點：
一、“敦本之俗，暢於九有”，所謂“敦本”，就是指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唐太宗的意思是說，應該把道教看作中國本土的宗教，並在全國暢通無阻。
二、“尊祖之風，貽諸萬葉”，所謂“尊祖”，即追尊李氏皇族祖先，及躋老子於上帝，均為李唐皇室先祖，宜祀祭久遠。
三、“天下大定”乃“無為之功”。唐朝江山穩固，國家昌盛，是唐政權以道教“無為而治”等思想制定國策並施政的結果。（上述三點，見《唐大詔令集》卷113《道士冠在僧尼之上詔》）
唐太宗即位之初，百廢待舉，為了克服政治上、經濟上的種種困難，一個突出的任務就是要有大批人才，以適應大治天下的需要，並“恐人不言，導之使諫”。（《貞觀政要·納諫篇》）由於唐太宗“聞過則喜”的積極宣導，諫諍之風一時，當時犯顏直諫，面折廷事的事例屢見不鮮，上至宰相，下至縣吏，甚至內宮嬪妃，都有人直言勸諫，這種開明的政治局面，在我國封建社會裏是罕見的。
貞觀一代，忠諫良臣濟濟，其中最傑出的當推魏征。史稱“征雅有經國之才，性又抗直，無所屈撓”。（《舊唐書·魏征傳》）魏征出身道士，在唐太宗即位初的短短幾年裏，他以道家思想陳諫治國之策多達二百餘事，深得太宗讚賞。魏征閱歷豐富，剛直不阿，敢於直諫據理力爭，有時不留情面把皇帝弄得很尷尬。有一年冬天，唐太宗正在玩一隻漂亮的鷂鳥，遠遠地望見魏征來了，太宗趕緊把鳥兒藏在懷裏，惟恐被知道又招來意見。魏征奏事故久不已，唐太宗只好靜聽，最後那只鳥競悶死在衣懷裏。作為位居尊極的天子——唐太宗來說，有時也免不了要發火。貞觀六年三月，一次罷朝後，太宗大罵道：“會須殺此四舍翁”。皇后長孫氏忙問對誰發怒，太宗答：“魏征每廷辱我。”長孫皇后說：“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明之故也。妾敢不賀。”這幾句話相當策略，即肯定了魏征的剛直，更頌揚了太宗的英明。太宗一聽，由怒而喜。
貞觀十七年正月，魏征病逝，終年64歲。唐太宗悲痛地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嘗寶此三鏡，用防己過。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鏡矣。”（《隋唐嘉話》卷上）他頒佈詔令，號召臣僚們以魏征為榜樣，做到直言無隱。
《道德經》第三章有雲：“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
弱其智，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
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意思是說：聖人的治理之道是：使大家的心靈虛靜，生活務實。心志淡泊，平安健壯。常常使大家不去刻意追求知識和欲望。讓智巧聰明的人沒有特殊的目的和機會去妄為。以順應時機並且不住相的作為，去治理，則不可能治不好。
貞觀之初，天下怎樣才能大“治”呢？唐太宗和魏征以道教思想回答是“撫民以靜”。所謂“靜者為化之本”（《魏鄭公諫錄》卷三）這就是安人理國的根本方針。在這個問題上唐高祖
李淵早就提出了經濟上“休養生息、撫人以靜”的“安人靜俗”方針。（《全唐文》卷一《閱武詔》）不久又強調：“新附之民，特蠲徐賦，欲其休息，更無煩憂，使獲安靜，自修產業”。（《全唐文》卷二）武德九年八月，唐太宗即位，北方突厥揚言以“將兵百萬”相威脅，欲侵犯。太宗挺身而出，訂立了“便橋之盟”使敵退去。事後，唐太宗對大臣們說“我新繼位，為國者要在安靜”（《新唐書·突厥傳》）因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可見唐太宗所謂“安靜”，最初主要是指不進行對外戰爭，使百姓減少兵役的負擔。不久，又提出了“安人理國”的四項措施，一是“去奢省費”，二是“輕徭薄賦”，三是選用廉吏，四是使民衣食有餘。此外，在恢復國民經濟的施政方針上又採取“勸課農桑，不奪農時”，“設置義倉，救災備荒”，“增殖人口，發展生產”，“釋放室女”“重修水利”，一系列愛民措施。從而有效的恢復發展了貞觀時代國民經濟；在上層建築方面，唐太宗採取任賢政治方針，做到知人善任；在法制方面，唐太宗實行“寬仁慎刑”的原則，制定《唐律》完善司法程式，同時對其他少數民族，實行一系列開明的“德化”民族政策；在文治方面，唐太宗能以史為鑒，組織人力，編輯史書，以史輔治，以秦隋為戒，辯西晉之得失，考前朝之興亡，定安邦治國之策，無不循式而行。
實踐證明，貞觀初期，魏征以道家“清靜”、“不爭”、“無為而治”思想提出的“偃武修文”“安人靜俗”等系列治國興邦國策是正確的，唐太宗欣然採納，推行數年，取得唐帝國對外息戰，邊事安寧；對內政治清明，人民安生，經濟發展、繁榮、昌盛的顯著成效，同時也為唐後期的長治久安局面奠定了堅實的政治、經濟基礎，這段史實就是史上所彰顯的唐朝盛世“貞觀之治。”
三、道教思想與“開元盛世”
曾開創“開元（西元713-755年）盛世”的唐玄宗
李隆基，是一位竭力扶持和利用道教的皇帝，由於他在政治、經濟上繼續啟用道教思想施政、治國的方針。因此在他在位的40年裏，是唐朝政治、經濟最繁榮強盛的時期，唐代道教的發展也在此期間達到高潮。
唐玄宗是一位狂熱迷信神仙道教的帝王，他繼承唐朝開國以來尊祖崇道的傳統，對皇祖太上老君尊崇備至，據《舊唐書·玄宗本記》記載，開元十九年（西元731年），玄宗詔令五嶽各置老君廟，開元十一年（西元733年）詔令全國士庶均家藏《道德經》一本，每年貢舉人量減《尚書》、《論語》兩條策，加《道德經》課。天寶13年（西元754年）上老君尊號曰“大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同年，頒禦注《道德經》並義疏於天下。據《舊唐書·司馬承禎》傳記載，開元9年（西元721年）玄宗曾遣使迎司馬承禎入京，親授道教法籙，玄宗便成了道士皇帝。
唐玄宗在對道教祖師、真人均予冊封的同時還非常優待禮遇在世道教宗師，請問道法，拜官賜物，敕建宮觀，尤其對上請派宗師司馬承禎、吳筠、李含光等人尤為厚待。他受吳筠、司馬承禎影響最顯著的地方就是重視《道德經》，這已不僅是尊重族祖的問題，而是欲用老子之道進一步治國修身。如《龍角山記》中所載《唐明皇詔下慶唐觀》中說：“故道者眾妙之門,而心者萬事之統。得其要會,可以兼濟於人;失其指歸,不能自全於己。故我玄元皇帝著道德五千文,乃真宗致於妙用,而有位者未之講習,不務清靜,欲令所為之政教粹美而至於太古者耶。”
唐玄宗大力提倡與道教有關的多項文化事業，開元年間，派使臣搜訪道教經書，篡修《道藏》，名為《開元道藏》約七千多卷。重視《莊子》、《列子》、《文子》、《庚桑子》等書篡修工作。
康玄宗早年勵精圖治，尚能有所作為，開元末至天寶年間漸漸的怠倦政事，縱情聲色，信任奸候，國事趨於衰亂。縱觀開元、天寶年間，唐朝物質豐富，經濟繁榮、殷富程度，達到開國以來前所未有的高峰。據史書載，開元末年，西京、東都糧米價、布帛價格都很低廉，
海內安富，社會治安特好。行人走萬里遠路，用不著帶武器。又說天寶末年，中國盛強，自西京安遠門（西門）直到西域沿路村落相望，田野開關，隴右富饒，天下聞名。全國各州縣，倉庫裏都堆滿粟帛。宰相楊國忠奏准令州縣變賣舊存粟帛為輕貨，新征丁租，地稅也折合成布帛，都運送到京師來。這樣，收藏天下賦稅的左藏，財物確實多得驚人。西元749年，楊國忠請唐玄宗親率百官到左藏查看，早就極度驕侈的唐玄宗，更覺得財物同糞土一樣，毫不足惜。（《中國通史簡篇·第三編》這一段歷史就是史載著名的“開元盛世”。
總之，在唐代（618年-907年）稱帝的289年中，道教始終為唐代國教。道教亦同社會經濟一樣，發展到鼎盛時期。上層統治者、達官貴人和下層庶民百姓都大多信奉道教，一時英才輩出，群星璀璨，其中即有帝王，也有宗師高道，還有詩仙才女。四大帝王：唐太宗、唐高宗、唐玄宗、唐武宗。五位公主：太平公主、西城公主、玉真公主、隆昌公主、金仙公主。四大宗師：王遠之、潘師正、司馬承禎、李含光。五位高道：成玄英、孫思邈、張萬福、吳筠、杜憲庭。一位詩仙：李白。兩大才女：薛濤、魚玄機。兩大命數家：袁天綱、李淳風。道教的“無為而治”的和諧思想，使唐代政治、經濟、思想文化、藝術等諸方面得到空前發展，在中國社會發展史上記下了光輝的一頁。
應該指出，在唐代諸帝中也不乏崇佛皇帝，如唐高宗、武則天、唐中宗、唐睿宗、唐憲宗、唐懿宗等，也都在信仰道教的同時信仰佛、儒二教，並綜合三教思想以立安邦定國之策，其中尤以武則天崇佛為甚，在她執政期間把佛教的崇拜推向一個新的高湖，武則天曾親自參加《華嚴經》的翻譯工作，並為之作序。在禪宗北派領袖神秀上殿時，武則天“親自跪禮，時時問道”深加崇信。
四、道教思想與金元治世
金朝是原居住在白山黑水之間的女真族建立的，滅了遼和北宗以後，由於社會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差異，不可能不與廣大漢族人民發生尖銳的矛盾。一些漢族士人拒絕在政治上與金朝統治者合作，不願參加各地人民群眾反抗金朝統治者的鬥爭。便走向隱遁之路。於是，在山東，河北一帶，漢族士人先後創立了新的道派，主要有蕭抱珍創立的太一道，劉德仁創立的真大道及王重陽創立的全真道等。這些新道派一經建立，便得到迅速發展。出於政治、生活的雙重需要，金朝對這些中原的道教派別很快就承認和接受了。
蒙古人用強大的鐵騎入主中原後，建立了南北統一的大元帝國，為了取得漢族士人的支持，鞏固自己的統治，元朝統治者不僅利用儒學，對道教也表示了尊崇。元統治者，充分利用道教、儒教思想制訂治國方略，以順應漢人的民心民意，維護其大元帝國的統治。以南宋的滅亡為界，元代統治者對道教的態度，可以分為二個時期，在滅南宋前，主要是爭取和利用北方的全真道，真大道和太一教等；在滅南宗後，主要是爭取南宋統治區內影響最大的天師道。在此種政策下，道教獲得了很大發展，天師道在北方迅速傳播，全真道也在江南蓬勃發展。其他各派道教分別融入天師道和全真道，從而形成了分主天下的兩大道派，這種格局自此一直被保持至今。
全真道興于金，而盛于元，金朝南遷後，全真道在社會上已成為一支強大的宗教勢力，成為蒙古、金、南宗三朝爭取的重要物件。金、興定三年（1219）冬，金朝和南宋先後派人去山東棲霞召丘處機，丘皆未應詔。同年，遠在西征軍中的蒙古
成吉思汗聞其名，自西域
乃蠻國（今蒙古境內）派遣近臣劄八兒、劉仲祿持詔專程邀丘處機朝見。丘預見到蒙古必興，可借其力以推行全真教義，因此慨然應命，乃於次年春，以73歲高令之身從萊州出發，率尹志平，趙道堅，宋道安，李志常等十八名弟子，啟程西行。歷時二年多，旅程萬餘裏，歷盡艱辛，終於達到印度大雪山之陽（今阿富汗境內）成吉思汗在行宮接見丘處機，設廬賜食，禮遇至隆。據《元史·丘處機傳》載：“太祖時方西征，日事攻戰，處機複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及問為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為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則告之清心寡欲為要”。太祖
成吉思汗大悅，稱之為“仙翁”，命左右錄其所言。次年二月，詔許東歸，賜以禮物，詔令免除全真道賦稅差役，發給丘處機金虎牌、璽書，命他掌管天下道教，又派甲士千人護送。1224年，丘還居燕京天長觀（今北京市白雲觀）此處即成為全真道的活動中心，丘處機在此演教，立龍門之宗。在他的努力下，全真道的宮觀數量和道教徒人數都迅速擴充，全真道進入鼎盛時期，自此，丘祖以“尊道貴德，無為而治”思想覲見元
太祖，一言而“息兵偃戈，去戰亂殺戮之禍。”的功德，傳為千古佳話。
五、道教思想與明清治世
道教發展到明代（1368-1644）計276年。可劃分前、後兩個階段，即以明世宗為界。明世宗之前的197年（1368-1565）道教及其思想尚能得到統治者扶持，在上層社會有一定地位，特別是在明宗時，受到尊崇，道教一度興盛（主要是正一道）。世宗之後的79年（1565-1644）道教與統治者的關係日漸疏遠，社會地位下隆，加之自身不能作調適、更新等原因，道教在組織規模、教理教義等方面走向衰微。
明太祖
朱元璋立國後，制定了以儒教為主，三教並用的政策，並對正一道優禮扶持。其原因有二：其一，明太祖
朱元璋曾在禦制序文中說：“教與正一，專以超脫，特為孝子。茲親之設，益人倫，厚風俗，其功大矣哉。”可見，明太祖崇信正一道，是看到它可以在社會政治與倫常生活中能起到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於是，敕禮部會僧道定似道、釋科儀格式，使之遵守。其二，在朱元璋開國爭戰中，由於一些高道對其有護持之功，因此對道教崇信有加，奉為國教之一，朱元璋親近的道士有周顛、張中、張正常、劉淵然等，周顛有異狀異行，能預言，常隨太祖同行。洪武中，太祖親撰《周顛傳》，紀其事。朱元璋與陳友諒鄱陽湖大戰，張中曾為元璋軍祭風，並預言此仗能獲勝等事。因此事後張中深得太祖器重。張正常為正一道42世天師，太祖召入朝，去其天師號，改授正一嗣教真人，賜銀印。洪武五年，敕令永掌天下教事。明太祖在位期間
“禦制”和“敕篡”的著作近60種，以禮書和律書所占比重為大，體現了明太祖以道教思想為指導的禮制與法制並重的治國思想。以後並在萬幾叢脞之餘，親自為《尚書·洪范》篇、《道德經》、《金剛經》作注或集注，這恰恰是他“儒佛道皆為我用”的治國思想的具體體現。
明成祖朱棣即位後，繼續尊崇正一道，尤其崇奉真武神。明代皇帝中最為崇道的當數世宗，可與唐玄宗、宋徽宗媲美。他喜愛道教齋醮，尤愛建醮時所奏的青詞，甚至以此提拔官員，出現所謂青詞宰相，如有名的奸相嚴嵩即以青詞起家，終至進入內閣。世宗又崇信道士，對龍虎山上清觀道士邵元節優禮有加，封為真人，領道教事，並授少保，禮部尚書，加少傅，尊之為師。世宗還佞道教方藥和各種方術，希望可以求長生，對進方藥方術者，封官賞賜。總的來看，明世宗崇奉道教最虔誠，為時最久。他在即位之初，尚以三教並用思想主導治國，勵精圖治，冷淡齋醮。中年以後則專信道教，希求生長，日事齋醮，不理朝政，老而彌篤。
繼世宗之後的穆宗，則對道教予以抑制，到神宗時，雖對道教態度升溫，但天師地位已遠不如前，明世宗後，統治者對道教崇奉日漸降溫，轉而厚重儒教，並用以治世。
綜合看來，雖然明太祖開國之初制定了以儒為主，三教並用的政策，但縱觀宋朝統治的276年時間裏，還是將有3/4的時間，明統治者們是以道教思想為主導而制定國策，治理國民的。其餘1/4時間是以儒教為主，道、佛並用安邦治國，從而使明代的二百多年間的中國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方面，都有較大的進步和發展。
道教到了清代及近代，由於新文化思潮的興起和西歐科學技術的傳入，使中國的傳統文化及宗教意識受到一定的衝擊。道教雖然仍有許多的信眾，但已呈現出衰落的景象，這與清統治者對道教實行利用和嚴加控制的政策有關。
清政府最熱心提倡的是儒學和藏傳佛教，全真道教也較優興旺，受到清統治者青睞。在學習與繼承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並以其精神為指導，制定重大國策問題方面，清代諸帝無疑為我們做出了榜樣。據清《四庫薈要》記載，滿清皇帝，用現代話說，他們經常把道、儒、佛三家的名流、學者、專家都請到宮廷裏面去上課，皇帝親自帶領嬪妃、文武大臣等恭恭敬敬的去聽課。這對於清代歷朝人民學習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極大，同時，也更利於大清政令的頒行。清代，全真龍門派後七代宗師王常月為中興本派，爭取到清皇室的庇佑和支持，進一步擴大了全真道傳播的地域範圍。王常月以強化戒律來規範道德行為，使之合乎統治者要求。又將內丹修煉與戒律結合起來，要徒眾明心見性，以心性持戒，自覺守持戒律，從而“戒行精嚴”。經王常月中興的全真龍門派，即符合清庭口味，又給一些明遺民提供了精神安撫，起到穩定社會秩序作用。王常月之後，全真龍門派進一步發展，在南北等廣闊地域傳播，許多文化素養較高的士大夫加入教門，成為中興龍門派的骨幹。也就是說，清代的道教思想也深刻影響到儒家學者：
龔自珍（1792-1841）是清代前後轉換時刻的大思想家，是開近代學術新風的人物，他信仰儒、佛而不信道教，但他那首著名的《已亥雜詩》“九洲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卻是一首道教齋醮用的禱詞。其自注雲：“過鎮江，見賽玉皇及風神、雷神者，禱詞萬數，道士乞撰《青詞》”，可見，龔自珍的名詩是從迎神會上獲得靈感而創作的。
近代著名經學家廖平，（1852-1932）廖平兼通今古文、經學，他的經學思想先後經過六次變化，前三變畢講今古之學，後三變皆講天人之學。（詳見《四變記》）廖平所理想的人格，實為“佛、仙兼於一身者，因此釋、道之學，亦為經學博士之大宗矣。”（《經學四變》）廖平晚年，已經把仙學放在儒學之上，把神仙視為人類最高境地，足以證明他受道教影響之深。
康有為（1858-1927）是清改良派政治家與思想家，戊戌維新運動發起者和組織者，又是經學大家，復興今文經學的代表。他認為“大同之世，惟神仙與佛學二者大行”。他進而論述道：“蓋大同者，世間法之極，而仙學者，長生不死，尤世間法之極也；佛學者，不生不滅，不離乎世而出乎世間，尤出乎大同之外也。至是則去乎人境而入乎仙佛之境，於是仙佛之學方如矣”。（《大同書》）由此可見，康有為的理想的大同世界，是儒、佛、道三教結合的產物。道教理想是其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總的說來，清代道教在官方的地位下降，在民間和少數民族邊遠地區仍在傳衍，伴隨著華人向海外的移民，臺灣及東南亞都能發現道教的蹤跡。而清代一般民間的宗教，仍以佛道為主。明
清兩代，作為道教道德信條通俗化形態的各種勸善書在民間廣為流行，成為儒家倫理的重要補充和民間風俗淳化的重要手段。
另外，清代道教思想文化對世俗文學的深廣滲透，也可從《聊齋志異》、《紅樓夢》、《老殘遊記》等著作中略見一斑。道教思想的流傳，是同道、儒、佛三教合流思想全面擴展聯繫在一起的，通過這些通俗文學作品的流傳，改編為戲曲、評彈、繪畫，使包括道教在內的三教思想進入了民眾的頭腦中，接受其影響的人數遠遠超過了它的教徒，差不多遍及全民。
六、道教思想與21世紀中國
縱觀中國五千年文明史，是以道、儒、佛三大文化思想融合貫通而構成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體系。在源遠流長的歷史長河中，由於各歷史階段的客觀因素不同，三者在推動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位置、作用，是主流、暗流分合交替，消長起伏的。然而卻無時無刻不在推動著中國社會的進步發展，影響著人們的物質、精神文化生活。其中道教思想起到的重要作用，功不可沒。中國從漢朝到清朝，歷朝歷代統治者不管怎樣，從表面形式上看，都是把以道、儒、佛三教思想所構成的中國傳統文化思想體系，作為其制定基本國策和重大舉措的指導原則，並取得巨大成就。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相繼出現並彪炳於青史的：“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及“開元盛世”的關鍵所在。可以說，道教思想是依憑歷代皇權而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發展的主動力之一。
顧首已逝去的20世紀，中華民族傳統思想文化發生了幾千年來前所未有的巨變。從1900年開始，辛亥革命在推翻了帝制的同時，也使位居正統官學位置的、儒、佛等思想文化，因失去皇權的支持而跌落塵埃。然後就是“五四”運動，宣導科學、民主，打倒孔家店推翻儒家思想。接著，中國就是軍閥內戰、抗戰。1949年建國後，全國搞經濟建設，超英趕美；之後是物質決定精神馬克思主義思想；到後來就是“文革”，把一切看得見，看不見的中國歷史文化傳統全部都摧毀掉。從1980年到現在，是改革、開放的經濟建設。100年基本是這樣一個過程。這100年，可以說有兩條線貫穿著我們的歷史。第一條線，就是中國民族傳統思想文化、精神被極度的摧毀、被滅亡；另一條線就是科技的快速發展。勿庸置疑，20世紀是一個科技飛速發展的世紀，但同時也是一個使人類遭受深重災難的世紀。科學技術迅猛發展雖然造福了人類，但是也破壞了自然，破壞了人與自然的和諧。100多年來，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遭受了慘重的人為破壞，臭氧層變薄，大氣污染，溫室效應致南北極冰山解凍，植被減少，土地荒漠化等等。總而言之，今天人類所面臨的這些問題以及由此而引發的各種自然災害，可以說，就是人們“不知常”而“妄作”所導致的必然結果。並已經嚴重威脅著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對此早在30多年前的1972年，享譽世界的大歷史學家，英國83歲的湯恩比博士就在他的一部著作《展望21世紀——湯恩比與池田大作對談集》中，就警示性地指出：“今天的人類社會，已經到了最危急的時代，而且還是人類咎由自取的結果。”湯恩比博士是20世紀著名的歷史學家，偉大的智者。和他對話的是享譽世界的日本思想家，世界和平活動國際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先生。這一年他44歲，他主張反戰、慈愛、和平。曾榮獲聯合國和平獎，是當年中日恢復邦交正常化的功臣。這本影響深遠的書，深刻地討論了人、社會以及生命和宇宙的本質，他在34年前就預言：“人類必將因為過度的自私和貪欲而迷失方向。科技手段將毀滅一切，加上道德衰敗和宗教信仰衰落，世界必將出現空前的危機”。所以說：世界上一些聰明，真正有智慧，有見地的人都認為：科學只要做到適用，恰到好處就可以了，不要過度地發展，你發展的越快，你將來所為之付出的代價將會越大。
上個世紀以來，中國優秀的傳統思想文化被遺棄80年，斷檔三代人。從上個世紀80年代一直到現在，中國已經有20多年時間沒有人再提信仰危機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信仰）。現在大家都被另外一種觀念統治了思想，即：經濟和利益決定了一切，有錢就有一切，這是當前人們普遍的一種觀念和價值取向。這是中國五千年來從來沒有過的歷史。中國歷史上曾經的“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人與自然，人與人一切都是和順自然的淳樸厚道、相互博愛的民風，被今天的相互冷漠及唯利是圖，缺乏誠信等習以為常的惡習所取代。
今天的國人，尤其是年輕人，除了講漢語，寫漢字，身份證能證明他是中國人以外，還怎麼能證明他是炎黃子孫，他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中國人呢？什麼能證明他呢？如果我們的傳統歷史文化要是消失了，這個民族也就滅亡了，這是非常可怕的。以元朝蒙古人入主中原為例：政權喪失了並不可怕，我們的傳統文化，不但滿人沒有消滅它，而且還有所發揚宏大，最終滿清反被漢族同化了，也變成了中華民族。所以，要消滅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是把他的歷史文化消滅掉，這個國家的靈魂沒有了，剩下一個軀殼，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倫理道德的滑坡，已使中國人引以為自豪的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傳統文化幾乎消失貽盡。然而，這正是維繫國家安危、命脈的關鍵所在。也就是說，中國五千年來維繫國家安危命脈的不是軍隊，而是傳統文化，是代代傳承的關於民族傳統文化的教育。如果丟掉這種教育，國家民族安危將難保證。因此說，當今世界擺在人類面前的這諸多危機，表明了人與人，人與自然間的矛盾不是緩和了，而是更加緊張了，人類面臨兩個前途，一個是走持續發展的路，一個是走自我毀滅的道路。中國幾千年的民族傳統思想文化丟掉了80年，斷檔三代人。這個時間不算長，也不算短。要挽救得趕快挽救，如果再等10年20年，那就沒救了！湯恩比博士與池男大作先生在談到人類危機問題時，都有著驚人的共識，就是“拯救21世紀人類社會的，只有中國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國際著名物理學家愛因斯坦也曾明確指出：“當今世界能挽救人類社會的只有佛教”。我認同這些真知灼見，但我更認為，拯救21世紀人類社會危機的還應有道教及道教演化出來的道教思想。因為魯迅先生也曾說：“中國的根柢全在道教”。這不但因為道教思想是構成中華民族優良傳統文化體系的三大支柱之一，更重要的一點，就是道教思想幾千年來就一直在做著拯救人類危機的工作，在輔助歷代王朝安邦、定國、休養民生，其無量功德永垂青史，是有目共睹的。
應該指出，作為構成中國傳統思想文化體系的道、儒、佛三大文化支柱，其共通之處，都是以德化臣民，以王道治天下，以中庸之道待人處事，求同存異，而減少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以及國家、民族、宗教之間的事端，這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道德得以源遠流長，具有頑強生命力的主因。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經驗也標明：推行王道與禮制教育，推行傳統倫理道德教育，推行全民認祖歸宗的教育，一句話，推行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教育，這是解決當前國人面臨的各種危機的最有效的措施，除此之外別無出路。因為道、儒、佛思想文化，是中華民族千百年來興旺發達的根，樹無根難活，中華民族沒有中國傳統文化的根，今後焉能生存！
2000年江澤民主席就代表黨中央提出了“以德治國”的施政方略，這是我黨借鑒中國歷代的治國之道，吸取中外國務管理經驗教訓，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治理國家、如何教育引導全國人民崇尚高尚的精神生活思考的結晶。之後，黨中央、國務院再次明確提出了“以德治國”的指導思想，發佈了《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八榮八恥》等一系列黨風，廉政及提高全民道德素質建設的措施，胡錦濤主席說：“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應常修為政之德，常思貪欲之害，常懷律已之心，真正經受住權力、美色的誘惑，永葆共產黨人和人民公僕的革命本色！”這與道教思想《道德經》論述的治國之道不謀而合，可以說，這是道教思想的精華在當代的完美體現。看吧！中華傳統道德文化復蘇的春天已經來臨，願我們每個人都能從我做起，從我心做起成為道德高尚的人，能為道教的興旺發達作出貢獻！能以一臂之力，為道教思想推動當前社會的進步發展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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