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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之有道，用之於民
道教財富觀念的現實意義
史孝進
新世紀是一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蓬勃發展的時代，是一個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質日新月異的時代，是一個財富劇增、國力日盛的時代。在這樣一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和平和發展為主題的環境下，道教特有的財富觀念展現了特有的智慧。在財富問題上，道教的宗旨是：“不得貪求無厭，積財不散，當行節儉，惠恤貧窮”（《初真十戒》第七戒）。道教提倡對財富的追求要適可而止，不可貪得無厭；即使富裕了也要奉行節儉；為富者要扶危濟困。這裏就關於道教“取財”和“用財”的財富觀念所引申的現實意義略加探索。
一、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道教以重人貴生為特徵，祈福人人都能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因此，道教對人們追求財富的願望是予以認可的。並且道教的財神就是專門保佑大家發財致富的。在今天商品經濟時代，錢財的重要性是許多人深深體會到的，大家都希望發家致富，所以在過年的慶祝活動中，最能激發人們熱情的是接財神。農曆正月初五是財神日，迎接財神的鞭炮甚至比除夕之夜還要密集。一些商家也是熱衷於在商店大堂裏供奉財神。但是，道教特別強調不義之財不可取。道教的種種戒律對此都有明確的規定。《度人經》的“十不”戒律中有“不淫不盜”，這個“不盜”就是不允許用不正當的手段把別人的錢財占為己有。《受持八戒齋文》中說：“不得盜他物以自供給。”《妙林經二十七戒》中說：“不得盜竊人物，不得妄取人財。”《老君說一百八十戒》中規定：“不得橫求人物。”“不得強取人物。”道教認為，以不正當手段牟取財富的人，必遭惡報。
道教提倡“清心寡欲”，但是任何宗教都要以一定的經濟條件為基礎，並受社會經濟本身狀況的制約，道教也不例外。道教人才的培養、宮觀的建設和管理等都需要資金的支援和保證。雄厚的經濟基礎是弘道揚教的根本保障。這些就要求道教在獲取資金支持時要“取之有道”。目前，道教各宮觀基本沒有生產經營組織，各地道觀都是依靠信眾的佈施、捐助、香火錢及做道場來維持道觀的管理和道眾的日常生活，通過這種傳統的經濟模式基本實現了自養。道教活動場所可以按照宗教習慣接受信眾的捐獻，但不得強迫或者攤派，一切以信眾的自願為基礎。有些宮觀以道教名勝為依託，展示道教優秀文化，吸引更多的好道者、通道者、旅遊者，擴大宮觀經濟收入。這些變通的做法既可以增加宮觀的收入又可以弘揚道教文化，但是其前提還是要“取之有道”，不可強奪豪取。
道教的這種財富觀念引申到現實社會中，就是要求人們在追求財富的時候要有合法的理念、誠信的觀念。在這個商品社會中，金錢的作用非常之大，看病就醫，上學教育，行車走路，住房吃飯，生活之中處處少不了金錢的影子。既然少不了，人們自然會想方獲取，但是君子雖愛財，取之要有道，不能見利忘義。在當前的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一些企業把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視為唯一目標，並且不擇手段地追求這一目標，靠欺騙手段獲取暴利，擾亂了市場功能的正常發揮，破壞了公眾的信任。“唯利是圖”的企業行為，不僅嚴重地破壞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而且也嚴重地損害了企業自身利益，甚至斷送了自己的前途。而誠信問題，則更是制約市場經濟和企業自身發展的突出問題，也是近幾年社會發展遭遇的最大問題之一。我國南京冠生園，悠悠七十年的輝煌史，就因“陳餡月餅”一朝失信，頃刻間便土崩瓦解。冠生園有過艱苦的創業史，也有過聞名遐邇的輝煌史，最終卻因不講信用豪奪不義之財而在一夜之間轟然倒地。最近關於許霆的案件被各大媒體爭相報導，他利用取款機的故障而取出大量本不屬於他的鈔票，在許霆案的審判期間，很多人在網上評論該案的是是非非，就在爭論有愈演愈烈之勢時，2008年2月28日《南方週末》刊發了許霆案庭審報導，讀者不禁要為公訴機關一句振聾發聵的“不義之財不可取”而擊節叫好。生活中難免有各種各樣的巧合、誘惑和選擇，以不變應萬變的是我們內心的善良和誠信以及對法律的敬畏，不該得到的東西即便無人看管也不能拿。
在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尤其是在出現了“信任危機”的情況下，研究道教“取之有道”的財富觀念，深入挖掘誠信守法思想的道德內涵，對於規範市場經濟，加強倫理道德和法制建設，使我國的改革開放大業有序和健康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誠實守信、言行一致的價值觀，能夠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場機制的正常運行，為經濟社會的發展提供良好的人文軟環境。
君子愛財要取之有道，不義之財不可取，勤勞致富是正道，合法才不會被繩之以法。切莫學：人為財死，鳥為食亡。
二、損有餘而補不足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老子》七十七章）。道教不反對用正當地手段謀取財富，但是反對貧富不均，致富後要能讓更多的人享有財富，帶動更多的人致富，減少貧富的兩極分化。財富不僅要取之有道，更要積極散財，要樂善好施、用之於民。道教認為，社會上的財富是公有的，因而人人都有權享用社會財物，不能容許少數人佔有大量財物而大多數人卻物資匱乏。《太平經》認為，富人好比是碰巧鑽進穀倉的老鼠，不能因為老鼠待在穀倉裏，就認定穀倉為老鼠所有。由於財富是天下人共有的，因此，《太平經》痛斥那些為富不仁者，“不肯以力周窮救急，令萬家乏絕，春無以種，秋無以收，其冤結悉仰呼天，天為之感，地為之動。不助君子周窮救濟，為天地之間大不仁人。”
修道之士，出塵離俗，不應該為財富而累身。那麼，對於信徒的佈施，該如何處置呢？道教的做法是，一部分用來維持道眾的基本生活，一部分用於宮觀建設和維修，一部分用於教職人員的教育和管理，其餘的則用於賑災濟貧。所謂“道法不離世間法”，道教歷來要求道門中人，雖要出世但應在入世中體悟道性，實現自我超越。秉承道教這一濟世、度世之根本思想傳統，我們就應該積極關注世間信眾的疾苦，急信眾之所急。宮觀的經濟來源於信眾，因此在宮觀實現自養後，就有責任和義務關注弱勢群體的福址。因此，道教在發展過程中極為重視社會慈善，積極關注、支持社會福利事業。扶貧濟困一直是道教“濟世度人”教義思想的具體實踐。
近年來道教界在捐款賑災、捐資助學、扶危濟困等方面，做出了大量的貢獻。以上海為例，2007年上海道教界向社會各界捐款78萬餘元，其中上海市道教協會捐款33.5萬元，上海城隍廟捐款23.8萬元，各區縣道協和宮觀也積極慈善捐款，尤其是對一些特殊的弱勢人群給予物質和精神上的大力支持。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這是幾千年前的話了，今天，在我們這個連講“人道主義”都已嫌不夠革命的社會，難道還要重複這種“損不足以奉有餘”的“人道”嗎？鄧小平說，社會主義就是要共同富裕。也就是說，要替天行道，“損有餘而補不足”。有餘與不足是自然客觀存在的，但公平與正義也是人類追求的理想和目標。不公平是人類社會在發展進程中的長期客觀存在，並且由於人之道常損不足以奉有餘，導致貧富懸殊擴大，社會矛盾加劇。為了促使經濟社會整體和諧發展，有德行的人，高明的統治者，於是奉行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使自然社會達到一種平衡與和諧。
過去二十多年，尤其是自亞洲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整體國民財富同樣在高速增長，個人的財富也隨之增加。但這些財富並未給民眾普遍帶來預想的那麼多幸福感。對於社會財富，“不患寡而患不均”。貧富差距成了社會關注的焦點。“收入差距過大、貧富分化問題”被認為是目前最突出的三大社會問題之一。因此，“天之道”成為大家的嚮往。“不足”和“有餘”之間的鴻溝迫切地需要被填平。富足者的慈善捐款就是損有餘而補不足的一種有益形式，這種行為暗合天道。捐款是慈善的一種方式，是一種對社會不公平進行補充的有益行為。雖然慈善捐款不是行為上的一種強制要求，但卻是精神上的一種義務。應該提倡先富起來的一批人或企業踴躍捐款，以利社會的發展，促進社會共同富裕。在國外，慈善捐款是許多富人的經常行為，大家所熟知的比爾·蓋茨，除了保證自己一家的優裕生活，對社會作出了巨額的捐款。這些慈善行為也充分體現了“財富共有”、“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財富觀念，尤其是在國家財力還不夠強大的時候，私人的慈善捐款更是社會一項必要的物質支持。
在中國的背景下，減少貧富差距，僅靠人民群眾的慈善行動是不夠的。財富配置失衡的根源是財富創造與分配的一些環節都程度不等地存在規則和制度的缺陷，所以重要的是調整這些規則、制度。我們是社會主義社會，可以通過收入分配、財政、稅收等種種宏觀調控手段實現“損有餘而補不足”。在十七大報告中，胡錦濤首次提出，“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這意味著將讓更多人公平地享受到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報告中還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這是“藏富於民”的好舉措。這種財富分配的新理念，非常鼓舞人心，因為拉近貧富差距是老百姓的共同心願。
道教是貴生的宗教，對於現實生活中的芸芸眾生，總是抱著非常濃厚的關注之情，希望國安民豐、欣樂太平，人們生活得美滿幸福。道教的財富觀念正體現了這樣一種對美好和諧社會的嚮往和追求。在經濟高速發展、財富滾滾湧動的今日中國，如何正確認識財富，已經成為建設和諧社會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健康的財富觀，必然有助於社會的和諧與進步。然而“見利忘義”、“為富不仁”、“以富為榮”的不健康的觀念也時常侵入人心。中國人的財富觀正面臨拷問：我們需要什麼樣的財富？我們應該怎樣獲取財富？我們應該怎樣運用財富？先富起來的人們需要承擔什麼樣的社會責任？“財富觀革命”，就這樣逼近中國的當代社會。和諧社會的發展要求人們樹立正確的積極的財富觀，“富而仁之”。在我國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條件下，為富者從事慈善事業，有利於和諧社會建設，于為富者自身也利大於弊。陽光、健康的財富觀是以高尚的社會道德標準、規範的社會法制要求為基礎的，一種共用式、感恩式的財富觀，即為富者應當樹立一種財富共用的心態，承擔儘量多的社會責任。而如此陽光的、健康的財富觀，正是當今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也是和諧社會的重要標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