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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議道教宮觀經濟的不同模式與發展思路
張金濤 徐才金
內容提要：本文通過對道教宮觀經濟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模式分析，試圖探討在新的歷史時期實現宮觀自養，積極回報社會，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出新貢獻的初步構想。
關健詞：宮觀、經濟、模式、自養、發展
一、古代道教經濟結構剖析
人類的一切活動，都離不開經濟的支撐，即便是原始人，雖無“經濟”的概念，也已存在“實物”的分配。這從母系社會的生活痕跡可以找到證據，如西安半坡遺址中就出現了窯場，公共墓地，公共倉庫等，其實就是一種經濟實體並隱含著經濟管理與分配。古代關於神農氏“身自耕、妻親織“（見《淮南子、齊俗》）的傳說，雖然夾雜著一些後人想像的成份，但也說明原始人類已經有了社會分工。
撇開其歷史淵源不說，中國道教成為有組織的宗教，已是東漢順帝年間，這時以封建制為特徵的封建社會經濟體制已經確立。而這時的道教如何適應封建社會的經濟環境，以維繫宗教的傳承和發展，也自然而然地成為道教創始人張道陵必須解決的問題。在此，我們不妨對道教創教之初的經濟結構和管理模式進行一番探索。
椐道書記載，我們可以看到，道教最早的經濟結構大概有四點：一是收取“信米”，凡入道者均得交五鬥信米，故早期道教又稱“五斗米道”。這是天師道宗教經濟的主要來源。這裏還必須補充一點：在生產力低下，農民大都饑不擇食的東漢動亂年代，五斗米並非一個很小的數目。二是“以符水為人治病”，這應該是屬於社會服務的一個方面，至於是否“收費”，道書未見明確記載，但以情理推之，應是有一定回報的，這也可以從以後的符籙專賣得到印證。三是分廬立治，逐步建立起宗教內的經濟管理體制。《葛洪、神仙傳》記載，天師道成立時“弟子戶至數萬，即立祭酒，分領其戶，有如長官……。”其時的二十四治，既是各領一方的分壇，又是相對獨立的經濟組織。四是實行政教合一、這是天師道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高度發展。系師張魯踞漢中、自號“師君”，以“鬼道”教民，“設義舍，置義米，義肉，行旅之人可量服食用。若貪而食多，則鬼神使病之。犯法者，原宥三次，再行之于刑。有小過者，命其修路百步，則罪除”。張魯實行的這一套政策，曾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讚揚，毛澤東主席在1958年對《張魯傳》所做的批示中說：“…….道路上飯鋪裏，吃飯不用錢，最有意思，開了我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又說：“祭酒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近乎政教合一，勞武結合，但以小農經濟為基礎）。這幾條，就是五斗米道的經濟政治綱領。”在當時，對張魯的統治，“民夷便樂之”“成為東漢末年比較安定的地區，關西農民遷往的有數萬家，巴人也有很多遷往”（見廣西人民出版社《簡明歷史手冊》1985年1版）。
隨著歲月推移，朝代變更，道教宮觀經濟結構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五斗米道”的分廬立治不復存在，張魯的政教合一更是曇花一現，代之而來的則有以下幾種模式：
一是朝延御賜。魏晉以降，民間道教逐步向官方道教轉變，到了唐朝，更是把道教尊為國教，於是便出現了很多由朝庭“賞賜”而興建的宮觀。宋朝，尤其是太祖（趙匡胤）太宗（匡義），微宗（趙佶）都對道教非常尊崇，太平興國六年（981）賜建蘇州太一宮；大中祥符二年，“詔諸路、州、府、軍、監、關、縣擇官地建道場，並以“天慶”為額，民有願舍地備材建蓋者亦聽便”。（見卿希泰《中國道教史卷二》562頁）宋崇寧四年（1105）微宗撥賜江東徐氏絕產計米萬余斛重建上清觀並賜建天師府第。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不久，即“賜白金十五鎰（約360兩白銀）”命四十二代天師張正常修建府第。
由於有了朝廷的恩賜，使得許多有名宮觀都有了雄厚的資產，如茅山道院，早在宋、至道年間（996）就有九處道觀，300頃水田（約合3萬畝）；龍虎山道教祖庭，鼎盛時曾建有91座道宮，81座道觀，54座道院，被稱為“晝夜長明羽人國“。雍正年間，大上清宮各院在貴溪，安仁（今余江縣）、弋陽等地均有田產、山林、池塘、每年額收租谷就達6663石，其經濟實力之雄厚，可見一斑。
二是符籙專賣。自唐宋以來，出售符籙就是龍虎山天師府的專利。到明朝時，朝廷三令五申，禁止各地私出符籙，從而確保了天師府符籙專賣的權利。符籙印製後，經天師府法籙局加蓋“陽平治都功印”然後運往上海，蘇州等地出售，符籙專賣權的確立是天師府經濟來源的又一大專柱。
三是宗族資產。自唐代以來，以姓氏，村落為主體的置燈田，置廟產成為一種風尚。這些廟產本是宗族為祭祀而用，但大多數由道士負責經營，按道教的規範塑立神像舉行醮儀。如上清鎮有唐末倪亞王所置的“燈田”，鷹潭有宋初桂氏宗族所建的“威顯祠”等。由於有了宮觀田產，加上宗族每年的供養，有一些宮觀（祠、廟）也逐漸富裕起來。
四是游方道士，對於多數散居道士及全真派的清修道士來說，他們的經濟便不及上述三種，有的隱居山林、茅草為屋，山洞為家，有的雲遊四海、飄泊江湖。正因如此，道教（佛教相同）便有了“掛單”的出現。“掛單”對於凝聚宗教力量，維護社會穩定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當代宮觀經濟構成
進入當代，社會制度及經濟結構均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宮觀自養制度成為各大宗教經濟的主要模式。在宮觀自養的前提下，又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模式，一種是各風景名勝區與旅遊經濟相結的宗教經濟，而門票收入與香火收入便成了宮觀經濟的主要來源。這一類的宮觀主要有上海城隍廟，茅山道院，南嶽大廟，龍虎山天師府等。由於有了旅遊這一專案，又伴生出商業服務，如餐飲，旅遊紀念品出售等，成為宮觀經濟的輔助。與旅遊經濟相結合的宮觀，儘管也存在許多扯不斷，理還亂的矛盾，但相比之下，經濟都比較富裕，宮觀建設也發展較快較好。
另一類是非風景旅遊區的宮觀經濟，其經濟來源是以香火收入為支柱。但這一類的宮觀，往往又是與傳統的廟會結合較緊。每逢廟會之期，四方信士蜂擁而至，宮觀則舉行各種法事，募集一些香資為貼補之用。類似于這一類的宮觀，一般住觀道士較少，而與不住觀的散居道士結成聯盟，對於維護宗教的傳承起到獨特的作用。
當代宮觀的經濟管理，改變了古代皇權式或宗族式的管理，普遍實行宮觀道眾的民主管理。資金的運用，絕大部分用以宮觀的重建與修葺。隨著社會的進步，住觀道士的生活水準大大提高，而世俗化的傾向也更加凸顯。
三、對當代宮觀經濟發展的幾點思考
當代宮觀經濟的發展，最根本的目的是為了宗教更好地傳承和弘揚。如前所述，人類的一切活動，都離不開經濟的支撐。那麼，當前維繫宮觀經濟發展的重點有哪些呢？筆者認為，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需要認真考慮和探索；
一是探索宮觀經濟與旅遊經濟的最佳融合。旅遊是當代新興的一門產業，具有相當旺盛的生命力。而人文旅遊中，宗教又是非常重要的文化支撐點之一，彼此互為依存，融為一體。但在現實的生活中，宗教與旅遊在經濟利益的分割方面，普遍存在扯不斷，理還亂的矛盾衝突。例如，有的地方“靠廟吃廟”，強行攤派；有的地方，憑藉地理刻意封鎖；有的地方不顧政策乾脆就來個“兼併侵吞”，使得宮觀經濟陷入“內耗”之中，限制了宮觀經濟的發展。要解開這一難題，必須找到一把“鑰匙”，這個“鑰匙”就是黨的宗教政策，而且需要呼籲各級政府嚴格執行黨的宗教政策，依法辦事，平等協商，寬容忍讓，真誠合作，著眼於長遠利益，最終這些矛盾是會迎刃而解的。
二是正確認識和對待宮觀經與商品經濟的結合，對於各地宮觀的商業化傾向，社會上頗有微詞。這裏必須厘清兩個關係，首先是宗教的神聖性與世俗化的關係。宗教是教化人的，自然有其神聖性，但宗教並非空中樓閣，她仍存在於世俗之中，那種盲目追求神聖，神秘、高雅、清高的思想，筆者認為並不合符實際。當然，我們也要反對庸俗，反對低級趣味與唯利是圖。那種認為凡是經商者必然唯利是圖的觀點也是錯誤的。其次是營利與服務的關係。無庸諱言，宮觀開展一些商業活動，自然是要營利的，但最終的目的是為香客遊客提供較好的服務。比如宗教用品，如法衣、道袍、牌符等等，城市商場很少有人經營，而散居道眾如自行訂做，則既不方便，成本也高。又如宮觀餐飲，其實是方便信士遊客的舉措，有的偏僻小廟，數裏乃至幾十裏都無餐館，如果不提供服務，又談何“香火”？
最後一點，是宮觀經濟的內部管理與積極回報社會的問題。近20年來，由於國家經濟繁榮，政治清明，國泰民安，絕大部分宗教宮觀的經濟都活了起來。有了錢怎麼用，這裏面大有學問。其中，宮觀修葺是經濟開支的大頭。在這個方面的投資，普遍存在求快，求大、求洋，有一些甚至失去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韻味，這是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如不少八十年代後興建的仿古建設，多數是有點“形似”而已。
宮觀經濟的內部分配，應防止兩種不良傾向，一種是富而不均，利益懸殊，另一種追求豪華，奢侈，喪失道教徒清靜寡欲的本色。宮觀經濟來之於民，還應用之於民，多行功德，回報社會。《道德經》雲：“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又雲：“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只要我們遵照道祖的教誨，身體力行，宮觀經濟的發展必然更上一層樓。
（作者單位：龍虎山嗣漢天師府）
二00八年九月九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