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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如水
“上善若水”的現代詮釋
葛榮晉
在《道德經》一書中，“聖人”是出現頻率最高的概念之一，共計28次。可見，在老子心目中，“聖人”是他一生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老子在《道德經》第八章集中地闡述了“上善若水”理想人格的道德內涵，指出:“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老子》八章）俄國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托爾斯泰（1828---1910）1884年3月10日在他的日記中，十分稱讚“上善若水”的人格，指出“做人應該像老子所說的如水一般”。
（1）、在價值觀上：“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所謂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是說水善於滋潤萬物，普遍地施利於萬物，卻從不為自己爭利益。這是一種只講奉獻、不講索取的崇高精神。它雖“不爭”己利，但在客觀上也能從天地萬物那裏獲取豐厚的回報。由於水以善行恩惠於廣袤土地上的花草樹木，造就了天地萬物共生共榮的優美自然環境，使天空能夠及時地降雨，彙聚到河流、湖泊之中，從而彌補了因空氣蒸發和土地滲透而流失的水分，才使得江河之水不會變成沙漠和戈壁上的“內陸河”，甚至乾涸、枯竭。老子從“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悟到在人生價值上，利他即是利己，奉獻即是索取，施捨即是獲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不捨不得。這就是老子所說的“聖人不積（無積藏），既以為人己愈有（既然以“德”助人，己愈富有），既以與人己愈多（既然以其“道”施予人，己愈豐足）”（《老子》八十一章）的辯證道理。
戰國中山國君有一次宴請都城裏的軍士，在座的唯獨大夫司馬子期沒有分到羊肉湯。他一怒之下跑到楚國，勸說楚王攻打中山國。中山國被攻破後，中山君只好逃走。看見有兩個手拿武器的人跟在他後邊保護他。中山君問：“這是為什麼？”兩人答曰：“我們的父親有一次快餓死了，你把一壺水泡飯給他吃，救活了他。所以，我們父親臨終時，囑咐我們：中山君若遭事變，你們一定要盡死力報效他。”中山君仰天而感慨地說：“給予，不在多少，而在於正當別人困厄急需之際；怨怒，不在深淺，而在於恰好損傷了別人的心靈。我因為一杯羊肉湯而逃亡國外，也因為一碗剩飯而得到兩個救我的人。”這一歷史故事，辯證地說明了“予”與“得”的關係。
商道如水。在現代企業管理中，有所失必有所得，有所得也必有所失。捨得捨得，有所舍才有所得。這就是老子所說的“將欲取之，必固與之”（《老子》三十六章）的道理。企業的社會責任和回報社會就像水恩惠於萬物，消費群體和個人就像森林和草地。企業家為消費者創造利益和價值，消費者自然會通過認同而購買，彙聚錢財反哺于商家，如同草木使點滴雨水反哺於河流一樣，使企業得到進一步發展。如果商家只從消費者那裏賺錢而不回饋社會，把自己變成“內陸河”，遲早會在市場上消失。這就是“舍”與“得”的辯證法。
香港首富李嘉誠在數十年的商海中，始終認為內心的財富比外在的財富更重要。外在的財富可聚亦可散，只有“鄙利己，奉博愛”的內心財富才是真財富。所以，他把1980年創辦的“李嘉誠基金會”戲稱為“第三個兒子。”他說：“我就算是把財產留給兩個兒子，他們也只是多了一點兒。我著力培育‘第三個兒子’，是想讓更多的人得到多一點。”李嘉誠告誡李氏家族成員或基金會的任何其他成員，都不能在基金會獲取任何利益。自基金會成立以耒，李嘉誠己捐出及承諾捐出的款項己超過數十億港元，用以扶貧、醫療和教育。李嘉誠的事業，說到底是兩件事：一是如何“利從義出”的“賺錢”生意，二是如何回饋社會的“不斷花錢。”
美國鋼鐵大王卡耐基認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所以，他幾乎捐出了所有的財富，共計3.5億美元，為社會創辦了3500家圖書館、各種學校和教育機構等。
（2）、在心境上：“心善淵”
老子所謂“心善淵”，是說深山老林中的淵水總是隨遇而安，居於不爭之地，故能水準如靜。聖人應如水一樣，面對現實生活的任何壓力、誘惑和危機，都能保持平靜心態，從容應對。這種心靜如淵的心態是，是每個人都應具備的一種高貴品格。
在競爭激烈的今天，隨時都面臨著各種挑戰和壓力，能否在危機面前透出“獨釣寒江雪”的冷靜與從容，是一種嚴峻考驗。清華同方總裁陸致成在他的辦公室裏有四幅字：一是“無為”，要努力做事但不強求，一切順其自然；二是“振鐸”，本意是敲鐘，做人做事始終要警鐘長嗚，要有“問題管理”，要有危機感；三是“高山海川”，要求站得高一點，看得遠一點，心胸寬一點，事做大一點；四是“杏花梳影裏，吟留到明天”，要求在壓力和挑戰面前，需要從容淡定。既要只爭朝夕，又要急事緩辦，不要心急如焚，就像晚上在杏花村裏吟詩一樣悠閒。這四幅字，既有心靜如水的淡定意境，又有如何達這一人生意境的修行之道。
企業家的思維狀態，有動態也有靜態。在緊張的工作中，企業家總是不停地觀察事物，思考問題，思維處於瞬息萬變的動態之中。過度的動態思維，往往導致各種心理障礙，如謹小慎微、畏縮不前的恐懼心理，急於求成的急躁情緒，玩弄小聰明的“浮明”之智，這些都是不利於企業管理的。要克服這些心理障礙，將動態心境轉變成靜態心境是十分必要的。所謂靜態心境，並不是絕對的靜止，而是一種特殊的思維狀態，即在理智之外和毫無外界干擾的情況下去感悟現實。西方人把它叫做“沉思”，中國人把它叫做“禪悟”。企業家在緊張的腦力勞動後，不妨找一個安靜的地方，坐在蒲團或凳子上，按照佛教的“禪思”或莊子的“坐忘”或宋明理學家的“靜坐”，每天修煉一段時間，使浮動之心漸漸靜下來，並在寧靜中悟道。人在寧靜心態中，往往會油然而生出許多絕妙的想法，在寧靜中感知自我和外部世界的各種現象，通過無形沉思增長智慧和力量。俗話說“靜能生智”，道理就在於此。西方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每天早晨都要在肅靜的教堂裏長跪三個小時。當助手勸他少跪一會兒去做事時，他說:“正是由於還有那麼多的事等著我去做，我就需要再跪一會兒。”馬丁·路德的“靜跪”是為即將開始的工作積蓄智慧和體力。西方有一位成功的企業家，每天都要進入一間寂靜、黑暗的密室中靜坐一小時。其間，他什麼都不去想，將滾滾紅塵拋之九霄雲外，進入“無我”的心靈境界，在寧靜中回歸到無智無欲的自然本性，以修復憔悴的心身，激發無窮的潛能。這就是老子一再強調的“靜為躁君”（《老子》二十六章）的道理。
現代企業家面對的是一個為“錢、權、名、色”所誘惑的世界。愈是為物所惑的時候，愈是需要保持心態寧靜的時候，努力做到“錢、權、名、色”面前“不動心”。
在現代商戰和管理中，要求企業家在遇到險情或身陷逆境時要沉著冷靜，臨危不懼，處變不驚。在企業經營中，面對風雲突變的市場，風險之事在所難免；一旦陷入險境，一個成熟的企業家要善於控制自己的感情，以冷靜的理性來化解險情。如果不具有這種大將風度，而為情感所左右，必將鑄成大錯，危及企業的生存和發展。
被香港和海外華人譽為“亞洲影業皇帝”的邵逸夫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電影業競爭十分激烈，競爭對手抓住邵氏的一個失誤，挖走了他手下的一大批明星，致使他每年電影拍攝數量降至6部。邵逸夫先生沒有被這一挫折所嚇倒，而是以冷靜的態度採取了“堤內損失堤外補”的辦法，即將投資重點由電影業轉向錄影帶業務，並且開展多元化經營（如地產業等），使他仍然保持著香港影視界“巨頭”的地位。
臺灣“經營之神”王永慶於20世紀50年代創業的塑膠公司，每月可生產100噸，而臺灣的月需求量只有20噸，大量產品積壓，股東紛紛要求退股，臺灣塑膠公司陷入了困境。王永慶沉著冷靜，通過理性的科學分析，認為出路就在臺灣島上。他果斷地決定在臺灣“再建一個塑膠加工廠”。正是這種“我就是市場”（即把塑膠賣給自己的加工廠，然後出售塑膠成品）的經營決策，使他的台塑企業走向輝煌。
美國波音公司一架波音737飛機在檀香山上空突然爆炸，一名空姐當即被拋出機外，其餘89名乘客和其他機組人員無一傷亡。面對這次嚴重的空難事件，波音公司主管毫不驚慌，馬上派出高級技術人員趕赴現場進行調查，冷靜地分析事故原因。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他們認為飛機過於陳舊、金屬疲勞是造成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於是他們借助電臺、電視臺、報紙、雜誌等新聞媒介大造輿論，對空難事件大肆宣傳，認為一架已飛行了20年，起降九萬多次的陳舊飛機還能保證乘客無一傷亡，這就證明波音公司的飛機品質是可靠的。這樣，不但沒有損害波音飛機的安全形象，反而使公司因“禍”而得“福”，訂貨量成倍增加。
由上可見，處變不驚、臨危不懼、從容處之的以理制情、以靜制動的冷靜心境，對於化解危機、保放企業成功是何等的重要！
（3）、在心態上：“動善時”
所謂“動善時”，河上公釋曰：“夏散冬凝，應期而動，不失天時。”聖人也應像水那樣，善於發現時機，抓住時機，做到動靜有時，以最終達到自己的目的。
人生處境分為逆境和順境，如何激勵自己從失敗走向成功，又如何防止自己從成功滑向失敗，在這裏，人的心態如何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的課題。
身陷逆境之時，要牢記“失敗是成功之母”的道理，相信逆境可以磨礪人，可以激勵人，可以成就人。要學習水的“萬折必東”的精神，即水在流行中，不管河道如何曲折，不論千溝萬壑，環境如何惡劣，都要以堅忍不拔的精神，奔赴東海。當有人向施振榮問到“不斷地面對失敗，有沒有絕望的時刻”這一問題時，他坦然回答說：“不會。我有一個目標，一個方向，這條路走不通，我可以放棄，換條路，總歸會走通。”日本八佰伴集團前總裁和田一夫雖經過三次重大失敗，但他敢於面對失敗，認為“失敗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一個領導者應該具備的素質，那就成為一個真正的‘窮光蛋’了。”八佰伴倒閉後，他經過整整一年的自我反省，重新創業，僅用一年零九個月就帶領新公司上市，實現了自己的誓言：“火鳳凰必將重生，在燃燒自己後，會再創新天地，大不了從零開始。我是一隻不死鳥。”
身處順境之時，要牢記老子的“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的告誡，做到“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富有四海，守之以謙。”切不可以“暴發戶”心態，處處弦耀財富。宜家公司老闆坎普拉德指出：“成功是成功的最大敵人。”李嘉成認為“經營企業，‘知止’兩個字最重要。”因為“全世界很多企業之所以失敗，最少一半都是因為貪婪。”美國大型零售企業凱馬特的失敗，就是一個不“知止”的典型案例。
在逆境或順境中，能否找到商機、抓住商機，最可怕的不是客觀環境和競爭對手，而是自己能否具有積極的“心態。”只有首先戰勝自己，才能最終戰勝他人。
（4）、在立身上：“居善地”
在老子看耒，“江海之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老子》六十六章）正因為江海“善下之”，處在百穀眾流的下游，故能成為“百谷王”。老子從江海“善下之”悟出人在立身上應做到“居善地”，即善於“處眾人之所惡道”的卑下之地。
俗話說:“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世俗之人總是攀高附貴，爭名奪利，盤居高位，稱霸於世。聖人如水，不同於世俗之人，從不與他人爭高下，甘居眾人所憎惡的卑下之地，具有崇高的謙卑美德。“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老子》六十六章）聖人以江海為法，他欲在上領導人民，“必以言下之”，不是高高在上發號施令，指手劃腳，而是謙下相待，虛心向民請教；他欲引導人民前進，“必以身後之”，不是利益面前一馬當先，脫離民眾，而總是把自己利益放在民眾之後。正因為如此，“處上”而民不感到重負，“處前”而民不感到妨害。所以，普天之下民眾，樂於推戴他而從不厭棄他啊！
在立身上，要求人堅持“謙卑守弱”的原則。老子根據“居善地”思想，要求人按照“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老子》三十九章）的原則，以“不敢為天下先”(《老子》六十七章)的態度對待他人，切不可霸氣十足，高高在上，瞧不起他人。從表面上看，謙退居下的有德之人，“不敢為天下先”，這是“若退”；從本質上看，“退”是為了“進”，“退”是“進”的一種手段。謙退居下者，往往能達到“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老子》三十四章)的目的。
“不敢為天下先”這一立身處世原則，為中國歷代名人學士所推崇。宋代愛國詩人陸游在《放翁家訓》中，指出：“雖高官，亦當力請居其下。”明代楊繼盛告誡兒子說：“與人相處之道，第一要謙下誠實。同幹事則無避勞苦，同飲食則勿貪甘美，同行走則無擇好路，同睡寢則勿占床席，寧讓人，勿使人讓。”(《父叔山諭應尾應箕兩兒》)張岱在《自為墓誌銘》中，也把老子的謙下思想奉為自己的處世準則，他說：“奪利爭名，甘居人後；觀場遊戲，肯讓人先”。現代民間流行的“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等諺語，也是老子的“不敢為天下先”思想的反映。今天，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們在人民內部不是也大力提倡“謙下”、“讓人”和“吃苦在先，享樂在後”的美德嗎?
老子把“不敢為天下先”的原則，貫徹於用人之道，提出了“善用人者為之下”，即主張以謙下禮讓的態度待人。“禮賢下士”是中國人的優良品德。周公為了輔佐周成王，他禮賢愛士，廣羅人才。當他的兒子前往魯國就位時，他意味深長地告訴兒子說：“論身世、權力和地位，有誰能比得上我呢？但為了接納天下之士，我在洗澡時，曾多次顧不上沐浴，手裏握著濕頭髮去迎接賢士；在吃飯時，也多次放下手中的筷子，吐出嘴裏的飯，恭恭敬敬地與他們說話。就這祥，還怕對待賢士不夠虔誠和尊敬。你到封地魯國後，千萬不要以官高勢大瞧不起人，而是要從心底裏重賢納士啊！”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周公一飯三吐哺”的故事。曹操在《短歌行》詩中贊曰：“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漢高祖為人倨傲無禮，雖幾次派人請商山四皓,
而四皓終不肯出山。在漢高祖死後，太子劉盈卑辭厚禮親自去請，四皓終於出山相助。劉備三顧茅廬，請出孔明，言聽計從，終成三國鼎立之勢。這些事例，充分證明“善用人者為之下”是一條用人之道的人生智慧。
老子依據水“善下之”的立身之道，要求人得意之時，應做到“光而不耀”。所謂“光而不耀”，即戰國文子所雲：“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妬（同“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所以，“夫爵益（愈加）高者意益下（心愈謙下），官益大者心益小（小心謹慎），祿益厚者施益博（廣濟博施），修此三者怨不作。”（《文子.符言》）居下守賤不僅是管理者修養身心的方法，而且也是免除禍患、自我保護的法寶。這是人生的大智慧。
根據道家的“光而不耀”原則，要求人應具有“四不”的高貴品格。從正面說，即主張：“自見(自我表現，自我吹噓)者不明(聰明)，自是(自以為是)者不彰(彰顯),自伐(自我炫耀)者無功(功勞)，自矜(自我炫耀)者不長(長久)。”(《老子》二十四章)
從反面說，“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 故長。”(《老子》二十二章)老子一再告誡人們，指出：“果（成功）而勿矜（自高自大），果而勿伐（炫耀），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出於不得已），果而勿強（逞強）。”（《老子》三十章）《莊子.山木》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陽子到宋國，投宿於一家旅舍。旅舍主人有兩個妻妾，一個長得美麗，一個長得醜陋。但是，醜陋的受到尊寵，美的的反被冷落。陽子問其故，旅舍童子回答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於是，陽子告誡弟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安往而不愛哉！”這則故事說明，具有“四不”品格的人，因為自己不自我表現、不自以為是、不自我誇耀、不自我矜持，所以，受到大家的擁護和稱讚。東漢開國元勳馮異，跟隨劉秀南征北戰，戰功卓著，但是他為人謙退不伐，每當諸將論功封賞之時，他總是獨自一人站在大樹之下，一言不發，被人尊為“大樹將軍”，傳為美談。
（5）、在交往上：“言善信”
所謂“言善信”，是說水是言而有信之物。江河汎期耒往有時，海水潮起潮落應時而至，這叫“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耒”（《老子》七十三章）。所以，古人將它稱為“信水。”聖人說話也應如水那樣，做到心口一致，言行一致，誠實守信。老子在《道德經》一書中，多次談到“信”的問題。如“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老子》二十三章）；“輕諾必寡信”（《老子》六十三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八十一章）；“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善。”（《老子》四十九章）
東西文化雖在許多方面有差異，但在“誠信”上有著驚人的一致，“誠信”這一人的美德具有普世性和永恆性。誠實是最好的政策，也是一種最有效的無形資源。因此，不論是個人還是企業，信譽都是安身立命之本。
2006年初，在美國一所中學發生了一場爭論。27歲的女教師在生物課作業中，發現28名學生有網上抄襲行為，判定為剽竊，生物課判為零分，學生面臨留級危險。在學生家長的強烈反對下，校方要求女教師提高得分，女教師憤然辭職。這不但引起校內近半數教師提出抗議，表示如校方滿足家長要術，他們也將辭職，而且在社會上大多數人都支持女教師。甚至有些公司向學校索取剽竊學生的名單，確保公司永遠不會錄用這些學生。他們認為，把學生教育成一名誠實的人，遠比生物課得分和留級要重要得多。從這場爭論中，說明多數美國人是多麼看重“誠信”二字啊！
但是，在中國的學生中，有些學生不但考試作弊，而且論文抄襲。更為可怕的是他們不以為恥，反而為榮。在徳國的中國留學生中，有一名非常聰明的學生，發現德國售票系統的漏洞，多次逃票，三次被抓，均被德國記錄在案。當他畢業後，去跨國公司求職，均被拒絕。這是為什麼呢？請看最後一次面試失敗後雙方的一次對話：
“你們不錄取我，是不是種族歧視的原因？”
“先生，我們不是種族歧視，相反我們很重視你。公司一直在開拓亞洲市場，你正是我們所需要的人。”
“那為什麼不錄取栽？”
“我們查了你的信用記錄，你共有三次逃票記錄。”
“我不否認，但誰會相信你們就因為這件小事，而放棄了一個你們急需的人才？”
“小事？我們不認為這是一件小事。”
“那也罪不至死吧？”
“你的逃票記錄證明了兩點：第一，你不遵守規則，卻善於發現規則中的漏洞，並惡意使用；第二，你不值得信賴。公司很多工作是要靠信任進行的，如果你負責某地區的市場開發，公司將賦於你很多職權，為了節省成本，公司無法設置複雜的監察制度，所以我們無法雇用你。而我相信在整個德國甚至整個歐盟，你可能找不到雇用你的公司，因為沒有人會冒這個險。”
從上述事件證明，歐美人士常說的“一個人可以失去財富、失去職業、失去機會，但萬萬不可失去信譽”這句至理名言是何等的重要啊！
（6）、在待人上：“大智若愚”
古人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因此，在待人上，老子提倡“大智若愚”（或“大智如愚”）。所謂“大智若愚”，即《史記·老子列傳》中的“君子盛德,
容貌若愚”的意思。這句話是說，得道之人從外表上由於不逞能顯智，好像傻子一樣，但從本質上他卻深藏智謀不露，是世上最聰明最智巧的人，切不可為聖人外在之愚而忘記了他的內在大謀。老子從俗人和聖人比較中，揭示了俗人和聖人在智上的差別性，指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如嬰兒無知無欲，純粹樸素）；俗人皆昭昭（各炫聰明，各逞其能），我獨若昏（好像昏昧不明）；俗人皆察察（對各種事物皆能明察窺視），我獨若悶（悶然渾噩）。”（《老子》二十章）
深諳“大智若愚”精義的曹參是西漢時的一位名相，在相府“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他發現臣下有“細過”，不是以“俗人皆察察”、“俗人皆昭昭”的態度揪著不放，而是按照“寬而勿察”的原則，寬恕臣下的“細過”，為發揮臣下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營造了一個寬鬆自由的人文環境。
楚莊王在宮中設宴，與大臣徹夜交歡。正當酒酣耳熱之時，臘燭突然被大鳳吹滅。有人趁暗拉扯了王妃的衣服，王妃急中生智，將那人帽子的纓帶扯斷，並悄悄地告訴了楚王。楚王無意追究這一“細過”，立即下令：今夜君臣痛飲，如果不能把自己的帽帶拉斷，就不能算是喝得痛訣。於是，在場的官員紛紛在暗中把帽帶拉斷，這件“細過”也就不了了之。過了幾年之後，在一次吳國攻打楚國時，楚王遇到生命危險。此時，有一位將領5次沖入敵營救護楚王。楚王召他耒問，那人跪曰：我就是當年酒醉失禮的人，念你不殺之恩，今天才有機會報達。
東漢開國皇帝劉秀斬殺了在河北稱王的王朗後，從王朗文書中發現了王朗與當地一些官員之間相勾結的幾千封信件。劉秀一封也沒有看，就會同眾僚當眾把所有的信都燒了。他說：“讓那些睡不著覺的人安枕無憂吧！”劉秀“一燒了之”的做法，好像是非不清，昏昧不明，實際上是一種凝集力量，爭取人心的高超藝術。
宋太宗在皇宮花園設宴，大臣孫守正陪之，由於孫氏喝得酩酊大醉，竟在太宗面前與人爭功，大吵大鬧，有失禮節。陪宴群臣請宋太宗當場處罰，未答應。第二天，孫守正上殿向太宗請罪，太宗笑著說：“當時，我也喝醉了，情況記不清也”。孫守正如釋重負，安心地供職去了。
宋太祖宰相趙普，按照“大智若愚”的思想，主張對官吏的錯誤採取寬恕態度，甚至主張不予處理。每當收到士大夫之間相互告發和揭短的文書，他連一眼都不看就扔進了早己準備好的兩個大甕中，裝滿了就燒掉。這種做法在表面上好像是不負責任，實際上它有利於防止官吏之間的鉤心鬥角，保證大宋江山的安定和穩固，是大有好處的。
一般說來，明確和果斷對於事業的成功，無疑是必要的。但是，有些時候，按照“大智若愚”的原則，含糊其辭，不置可否，比明確與果斷可能更有價值。當領導批評部下時，含蓄與委婉比直截了當地粗暴地教訓人效果更好。因為它容易使錯者接受批評，有利於緩和緊張關係，減少不必要的防禦心理；在激烈的衝突的僵局中，有意的含糊其辭，不明確表態，可能是一種潤滑劑。反之，明確表態，果斷處理，只能火上加油，可能引起爆炸性對抗；有些矛盾和衝突，馬上果斷處理，快刀斬亂麻，未必奏效。相反地，稍等片刻的“冷處理”或者不處理，效果可能更好。高超的人生藝術，就是要在明確與糊塗、果斷與含糊之間找到一種平衡。
所謂“大智若愚”，是指“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並非一切皆糊塗。宋太宗經過考察，認為呂端是一個難得的人才，有意讓呂端代替呂蒙正任宰相。有人對太宗說：“呂端為人糊塗。”太宗回答：“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毛澤東同志在點評二十四史時，對北宋名相呂端的“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的管理藝術也十分讚賞。呂端在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做官，在日常生活和個人名利上，心胸豁達，從不計較。別人傷害他從不放在心上。淡泊錢財，朋友有難，慷慨解囊。官海沉浮數十年，從不為升官而驚喜，也不為降職而喪氣。所以趙普高度評論說：“呂端真是宰相之才啊！”這就是“小事糊塗”呂端的寫照。但是，每當軍國大事，呂端從不糊塗，立場堅定，是非分明，行為果斷。呂端任宰相後，依然保持謙遜態度。凡事皆以大局為重。呂端任左諫議大夫，官位本在寇准之上，而他卻主動要求把寇准擺在自己前面。先于寇准任宰相後，恐寇准心裏不平，請求才華橫溢的寇准同他在政事堂輪流值班。保安軍抓住了叛將李繼遷的母親，宋太宗和寇准商議將他斬於保安軍北門外。呂端知道後，認為這不是妙計，馬上找到太宗，他以劉邦為例，指出凡做大事者都不會介意親人安危，只能更加激怒叛將李繼遷，於國家十分不利。宋太宗依照呂端之計，刀下留情，善待李母，以李母系住李繼遷之心，使其投降。這一妙計，果然奏效。宋太宗重病在床，宦官王繼恩串通李皇后，密謀另立太子。呂端知道後，即把王繼恩扣押在房子裏，馬上進宮拜見李皇后。李皇后對呂端說：“皇上己經宴駕，你準備讓誰繼承皇位？”呂端嚴肅地回答：“先帝早己立太子，為今天做好準備。現在先帝逝世，屍骨未寒，難道要違背先帝之意另有圖謀嗎？”在皇位繼承上，呂端是非明確，態度果斷，毫不讓步；並隨即帶太子登基即位，這就是北宋的宋真宗，從而避免了一場權力之爭。
歷史證明，在中國歷代王朝中，無論是明君還是賢相，凡能安邦治國者，皆推崇道家的“大智若愚”領導藝術。為人處事，齊家治國，玩弄小聰明者，只能陷入“聰明反被聰明誤”的怪圈。只有遵循“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的管理原則，不耍小聰明，才能成就大事。有一位成功管理者說過：“縱觀古今中外，凡能做成大事者，都是返樸歸真，大智若愚，小智小巧，做不了大事情。”“大智若愚”的人生藝術，是值得每個人尋味的。
（7）、在做事上：“事善能”
據老子觀察，水無常形，水能根據客觀環境的差異性而不斷地改變自己的形態，以適應不同的環境，如水在杯裏即為杯形，在盤中即為盤形，在葫蘆裏即為葫蘆形，等等。因此，聖人做事應像水那樣，在不同的客觀環境裏，應做到“隨園就方”，達到“方園之道”的人生境界。如果做事只有“方”而無“園”，必然會到處碰壁，一事無成；只有“園”而無“方”，成為園滑的牆頭草，也會一事無成。這就是老子所說的“聖人方而不割”（《老子》五十八章）的辯證法思想。聖人方正無私，故能隨俗方園，做到融通而不園滑，這是一種“大方無隅”的人生藝術。
中國古代錢幣銅錢是內方外園，這是對中國人為人做事的“方園之道”的形像說明。人的一生無非是做兩件事，即做人與做事。中國人信奉“做事要方，做人要園”的人生哲學。“方”不是呆板，是以不變應萬變，“方”中有“園”；“園”不是奸滑，是以萬變應不變，“園”中有“方”。“方”是做人的的脊樑，“園”是做事的錦囊。這就是善於把“方”與“園”巧妙地結合起耒的“方園之道”。
所謂“做事要方”，是說做事要遵循規則或規矩。俗話說：“沒有規矩，不成方園。”要求做事既不違法，也不缺德，決不可越“法”與“德”雷池一步。如誠信是商道的基本法則，遵之，為商則必成功；違之，行欺詐，玩伎倆，失信於人，沒有不失敗的。但是，在一定限度內，執法也應“通人性”、“合人情”，做到方中有園，才是人生的大智慧。據《漢書.吳佑傳》記載：“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官員追至膠東將其抓捕歸案。如何法辦呢？吳佑認為，從孝道角度，“子母見辱，人情所恥”，殺人是可以理解的，“刑若不忍”。但是“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必須按國法處以死刑。在“法”與“情”的兩難之中，吳佑在執行死刑上採取了一種為其“留後”的方法。吳佑問毋丘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於是將其妻帶至監獄，“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丘冬至盡行刑。”達到了“法”與“情”的園通境界。
所謂“做人要園”，決非是園滑世故、八面討好、左右逢園的醜惡心態，而是一種寬容、善良、園通的人生境界。在做人上，既不咄礎逼人，也不盛氣淩人；既不隨波逐流，也不強加於人；既有原則性，也有靈活性。這是壓力最小、張力最大的真正人生大智慧。
“水無常形”這一事實說明，世界上沒有不變的東西，唯一永遠不變的是“變”。因此，聖人應如水那樣，根據客觀環境的變化，不斷地改變自己，與時俱進，做到“因勢隨形”，達到“知變則勝”的目的。如果在做事上不能“因勢隨形”，“守常必敗”是一種規律性的社會現象。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中國實學研究會會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