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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中的經濟學思想管窺
謝路軍
《老子》是道家和道教的最推崇的根本性的經典，在中國文化史上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兩千多年來，對《老子》研究、注釋的書籍、文章種類繁多，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然而，對於《老子》的經濟思想，卻少有學者給予足夠的重視。
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老子》中雖然有不少章節論述到經濟問題，但由於老子主張“寡欲”，不重視經濟活動，學者們往往認為其經濟思想相對稀少、簡單而不甚重要；另一方面，老子“小國寡民”的政治經濟主張，長期以來一直被現代學者認為是“烏托邦”式的幻想，有復古倒退之嫌，甚至《老子》中提出的無為管理思想也常常被視為愚民政策而加以批判。
馬寅初就認為道家思想對經濟的影響不及儒家大。他說：“中國之傳統思想，受儒家學說之影響最大最廣亦最久。法墨名諸家，久成絕響，故可不論。至於道家之學說深入人心者，必待中年以後，就經濟上言，生產時期，總在少壯，故道家思想影響於後世之經濟者，亦不及儒家之大。”胡寄窗更認為：“道家者流一般都將人們從事經濟活動作為猛烈攻擊物件，他們把注意力集中在對自然界的觀察。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考察，一切道家的經濟思想本身都不值得為辟專章來加以討論。經濟思想是道家思想的次要部分”；“《老子》所包含的經濟觀點總的說來是消極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開倒車的。”趙靖則對道家的經濟思想提出完全否定的觀點，他認為：“在先秦各家學派中，最不重視解決問題的要算道家。道家敵視經濟發展和進步。”巫寶三從道家的哲學思想和它的經濟思想的關係角度出發，認為“道家老莊學派不承認貴賤尊卑的禮制，也反對刑賞禁令的法制。它認為人類社會和自然界一樣，同受原來的樣子的‘道’的支配，‘道’就是宇宙萬物本來的樣子。個人的活動以至國家的治理，都應該順應自然。因此，反對任何人為干預，主張完全合乎自然行事，以‘小國寡民’為理想社會的模式。道家的全部經濟思想，亦不外乎這幾點。”
從以上的幾個例子可以看出，學術界對道家經濟思想並未引起重視，有些研究經濟思想史的學者也不重視道家。應當承認，經濟問題並不是老子《老子》研究的主題，或者說《老子》的經濟思想是從其哲學、倫理學等思想中派生而來。然而，我們認為，正是由於《老子》的經濟思想有著深厚的哲學、倫理學基礎，才使得其經濟思想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實踐意義。
筆者試圖就《老子》書中有關經濟的論述進行歸納總結，以及對產生這些經濟思想的哲學根源、社會原因作些初步的探析，以期對《老子》的經濟思想有更深刻的認識，古為今用，服務於當前的經濟建設。
一、“道法自然”的市場觀
經濟學術理論研究上有一種傾向，認為似乎西方經濟自由主義與中國思想之間不存在任何干係。然有關研究卻表明，西方經濟自由主義的鼻祖———法國重農學派學說的理論淵
源不僅可以追溯至古希臘羅馬思想，而且與中國古代老子的“無為而治”思想有著內在聯
系。因此，“作為它的理論淵源的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就不僅是獨立於西方經濟學之外的一
個理論體系，也是組成現代經濟學說的先行思想因素之一，應同古希臘羅馬思想分享榮譽”。但迄今為止，學術界對“道法自然”的經濟思想尚未給予應有的重視。
老子認為，“道”是世界的本源。而“道”是效法“自然”的。有關考證表明，“自然”一詞始見於《老子》，並有學者認為《詩經》、《左傳》、《論語》這些較早期的經典中都沒有“自然”的說法。在《老子》五千言中，直接提到“自然”的有五處，五處都充分表達了作者對“自然”的推崇和讚賞。至於不直接用“自然”一詞所表達的“自然”思想更是隨處可見。
當今學者對《老子》原文的分析研究表明，“自然”是老子哲學的中心價值。從《老子》對自然觀念的運用中，可以分析出“自然”的幾層涵義，這就是“自己如此”、“本來如此”、“通常如此”和“勢當如此”。“自己如此”是針對外力或外因而言，“自然”是不需要外界作用而存在發展的狀態，“百姓皆謂我自然”就是強調沒有外界的作用或是感覺不到外界的直接作用。“本來如此”和“通常如此”是針對變化而言，“自然”不僅排除外力的干擾，而且排除任何原因的突然變化。因此，“自然”的狀態和常態是相通的。“莫之命而常自然”就是說它本來就是那樣。“勢當如此”是針對未來趨勢而言，“自然”的狀態包含著事物自身內在的發展趨勢，這種趨勢是可以預料的，而不是變幻莫測的，所以聖人可以“輔萬物之自然”。總之，“自己如此”強調的是事物的內在動力和發展原因，“本來如此”“通常如此”“勢當如此”強調的都是事物存在與延續的狀態，不過，“本來如此”側重于原初狀態，“通常如此”側重於現在的狀態的持續，而“勢當如此”側重于未來的趨勢。概括說來，老子所說的自然包括了自發性、原初性、延續性和可預見性四個方面。澄清“自然”的理論內涵，是對“自然”重新定義、使之適用于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條件和步驟，有利於我們對經濟活動進行理性分析。
“道法自然”的意思通常解釋為，道順應自然的本性，順應萬物成長的規律，使其按照自然生長方式而成長。老子的“道法自然”正是要求人們尊重天地的“秩序”，不以個人的意志加以干擾。老子又強調了“天地不仁”的天道平等思想，文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老子·五章》）。這正如《莊子·庚桑楚篇》所稱的“至仁無親”。天道的這種“不仁”，正是天道的“至仁”。有“仁”則對萬物有恩有為，有親有疏；“不仁”則無親無疏，無恩無為。因為不分親疏，也就不會區別對待，不會將自己的私欲、私念強加於物，而由萬物自然施為，自相治理。老子的“道”之兩性，一曰“道法自然”，一曰“天地不仁”，實際上體現了一種“自由”、“平等”的理念。因為“道法自然”，宇宙萬物就有“自由”發展的空間；因為“天地不仁”，天下萬物一律平等，不分貴賤親疏。這種思想，正是老子“無為”而治的不干擾經濟秩序的市場觀。
老子認為，為政者只有“無為”才能“無不為”。“無為”就要順應天下萬物的本性，不對萬物的自然“秩序”橫加干擾。在老子看來，“我無事而民自富”；“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老子·三十二章》）一切事物都有其發展“秩序”，經濟生活也不例外。正如自然界月亮的陰晴圓缺一樣，經濟的繁榮、衰退，也是自然。就政府而言，社會、經濟生活遵循自身發展的路線，政府只能尊重這種自然“秩序”，因勢誘導，而不能橫加干預，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社會、經濟中，導致“秩序”的破壞和發展路線的紊亂，造成人為的不平衡。在這種情形下，為政者還不能自以為是，妄自尊大，而應作為社會中平等的一員“功成而弗居”。正如老子所言：“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老子·二十四章》），也就是說，具有超經濟、超社會權力的政府，應淡化權力意識，將自己作為社會“秩序”、宇宙“秩序”中的平等一員，尊重自然“秩序”的發展，不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社會，不為了顯示自己的存在或追求所謂的“政績”，而對民眾的生活造成人為干擾。
老子提出這一思想是有感於當時社會的統治者大量的“盲為”現象：戰爭是最大的妄為，它使重要的生產工具馬在荒野中生育；使田野荒蕪，荊刺叢生，民不聊生。正如老子所言“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老子·四十六章》），“師之所處，荊刺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老子·三十章》）繁多的稅收也是妄為，它使百姓饑寒交迫。統治者的貪圖享受也是妄為，它使百姓連死都不怕而揭竿起義，使社會陷入混亂的災禍中。如老子所言“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老子·七十五章》）。種種妄為給社會經濟的危害，從反面證明了“自然”、“無為”是經濟運行的規律。
老子主張社會經濟治理要符合“天道”，要“無為而治”，反對妄為造作。這一經濟思想對後世有巨大的影響，成為許多經濟學家創立其經濟思想的發端。如司馬遷“法自然”的經濟發展原則，也成為以後歷代封建王朝建國之初實行無為而治、與民休養生息政策的理論依據。可以說，中華民族的特殊土壤產生了老子“無為而治”的經濟思想，中華民族獨特的發展歷程決定了“無為而治”經濟思想形成為傳統。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中，“無為而治”的傳統經濟思想仍值得我們去思考、研究、借鑒。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使政府、企業、居民等在經濟運行中不能妄為，而要按經濟規律去辦事，這是一個由黨和政府設計、規劃，領導人民去建設的龐大的系統工程。
二、“崇儉去奢”的消費觀
消費是人們的一種重要經濟活動，它與生產、分配、交換一起構成了經濟活動的完整過程，如何看待和進行消費就成了經濟倫理的重要組成部分。縱觀中國歷史上的先哲，大多主張“節用”，如孔子的“中庸”、荀子的“天養”，《墨子》中還專設一章《節用》，系統闡述了“去無用之費”的適度消費觀。與之相比較，老子則在清心寡欲的思想基礎上提出了“崇儉去奢”的消費觀。
《老子》主張寡欲，認為“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老子·四十六章》），即過多的欲望會帶來極大的危害。老子提醒人們對於聲色貨利乃至口腹之欲，要加以節制，不可縱情任性、流逸奔競而導致不良後果的發生。老子既慎重申述欲望的危害，還論述了遏制欲望的辦法。他以“知足”兩字作為制欲的利器，認為只要知足，不貪求什麼，滿足於現狀，就可以長久。老子充分認識到了消除欲望的作用，認為知足可以決定人們的榮辱、生存、禍福……不僅如此，老子還將知足作為從主觀上分辨貧富的標準，所謂“知足者富”，“富莫大於知足”等，就說明了這一觀點。
與寡欲、知足相應，老子主張崇儉去奢。“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老子·六十七章》）老子把“儉”作為處理人與社會關係的三種法寶之一，足見其對“儉”的重視程度。老子提出的“儉”即指在物質方面，其他一切事情也均可用“儉”。如“聖人去甚，去奢，去泰”，（《老子·二十九章》）是針對物質上的享受而言的。“治人事天，莫若嗇”（《老子·五十九章》），意思是說治理人事，奉行天道，沒有比儉嗇的原則更好的。“因為‘嗇’之於人，則知稼穡之艱難，無暇於淫逸，社會上下共勞共苦，民情淳厚樸質，無奢靡之風、淫逸之潮、變詐之智、劫殺之事；安逸之輩一少，犯罪也就減少，社會也就安定，國家就可長久。同樣，‘嗇’之於身，則知費神耗精多而盲聾悖狂的毛病也就多，所以愛惜精神元氣，內心不馳，外欲不動，使精氣不勞損，才能長壽。”老子指出，由於統治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老子·五十三章》）的奢侈作風，會使田地荒蕪，倉儲空虛，而且過高的物質享受，反而使人“目盲”“耳聾”、“口爽”、“心發狂”等心志迷亂，告誡他們人只要有“實其腹”、“強其骨”的生活即可，反對奢侈享受，要“處其實不處其華”。
當前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人口的急劇膨脹，資源的消耗成倍增長，加上人們消費中的不良行為，造成嚴重的資源浪費，阻礙了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老子的消費倫理思想對於建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體系中的消費倫理具有重要的作用；為我國人民樹立正確的消費觀提供了合理的思想資源；對於克服只追求當前“效益”的竭澤而漁式的發展模式或超越我國國情的超前消費方式和過度消費方式也是一支清醒劑。借鑒這種合理的消費理念，既可以拉動當前國內的消費需求而又不會造成資源浪費，從而更好地推動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二十世紀初，馬克斯·韋伯曾指出，在關於發展的經濟理念問題上，儒教、佛教在中國的影響相對較小。這或許是因為儒、佛內含的道德禁欲思想抑制了中國自然經濟的發展欲望。與儒、佛相比，道家則是提倡一種自然主義的自給自足的經濟，這種經濟觀念與“道法自然”的哲學觀、倫理觀是一脈相承的。事實上，在中國歷史上，每當道家(道教)思想被認可的時期，經濟的發展就表現出上升的態勢。道家重生，不僅體現在看重個體生命，也體現在看重社會整體的生計發展。所以韋伯曾說，即使道家強調儉德，也不是西方天主教、基督教以及儒教、佛教的道德禁欲意義上的。
三、“生而不有”的財富觀
《老子》在財產分配的問題上，主張“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老子·五十一章》）也就是說，人們從事物質資料生產，但並不要佔有生產資料及其產品。老子認為，天地所以長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老子·七章》）不先考慮自己，也不考慮自己，就是所謂無私。但老子並不絕對否認私人利益，而是通過不私有而獲得私有的利益；“後其身”或“外其身”的結果反而是“身先”和“身存”，所以“無私”反而成就其私。老子在反對財產私有方面的這一獨特的論點，與他“無為而無不為”的哲學觀點是完全一致的。
與“生而不有”相應的是均富的思想。依據道的平衡和守中的天性，老子提出在社會的
分配中要“不積”、“知足”、“均平”的思想。通過對社會的觀察，老子認為唯有道能用多餘來救濟不足者，使社會均平；而當時社會統治者貪得無厭去積累財富，使社會貧富不均，是違背均平的經濟之道的。正所謂老子所說的“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老子·七十七章》）
老子描述了大量違背均平致使社會貧富不均的現象，並深刻地指明其極大的社會危害。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老子·五十三章》）意思是說，統治者的宮殿很整潔，百姓的農田卻很荒蕪，倉庫很空虛，王侯們卻穿著華麗的衣服，佩帶著鋒利的寶劍，吃厭了山珍海味，財物富裕，這叫做強盜頭子。是不合乎道的啊。老子又說“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常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老子·九章》）；“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常久。”（《老子·四十四章》）意思是說，佔有大量的財富，金玉滿堂，是最大的強盜行徑，是違背道的，必然不能長久，貧窮者會揭杆而起，搶走他們的財寶；只有知道滿足，而不去過份地佔有財富，才能保持長久。“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老子·八十一章》）即按天之道行事的聖人是不去搜刮財富，不違背均平的經濟之道，其結果是他能保有天下，因而是最富有的。
老子的“不積”、“知足”、“均平”的經濟思想是從其天道的特性中自然演繹出來的，也是從當時貧富不均而導致天下混亂的社會現象中總結出來的經驗教訓。可以說，它是對自然經濟中均貧富的小農意識的理論總結，這一總結反過來又鞏固強化了均貧富的小農心態。從一定程度上說，歷代農民起義都是社會的貧富分化超過了這一心態的承受極限而爆發的。農民起義把“均貧富”作為起義動員的旗幟，有無限的號召力，也正是迎合了這一心態。從均富和使人與物都得到充分利用這點來看，老子的願望是好的，有助於社會財富的平均分配和社會的和諧安定。
四、“尊道貴德”的價值觀
對經濟問題的分析是以一定的價值判斷為基礎的。對《老子》經濟思想的研究，首先應當分析老子的價值判斷標準。在《老子》中，老子是以“德”為價值判斷標準的。他指出“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老子·五十一章》），也就是說，老子將“德”的提高看做人類最根本的價值標準，因此，阻礙人類提高“德”的行為是不可取的。
老子的所謂“德”，是指“道”賦予天地萬物的自然本性，是天地萬物遵循“道”這一規律運行的必然結果。天地萬物各有其“德”，天地因為覆載萬物，體現了至公至慈，因而具有最高層次的“德”。老子教導人們對於德的正確態度是“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為玄德。”（《老子·五十一章》）應當說，人類在現實生活中，既有大公無私的一面；又有自私、貪婪的另一面。因此，老子認為，人類應當效法天地，克服自私、貪婪的本性，使自身“德”的水準不斷提高。老子還認為外在的物質刺激會阻礙人類對“德”的追求，因而主張使民“寡欲”，認為有“德”之人必然是“為腹不為目”（《老子·十二章》）。老子看到當時的統治者貪圖享樂，使人民難以為生，從根本上違背了“德”的標準。
與老子價值標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西方經濟學的價值標準。西方經濟學家提出了“經濟人”的假說，認為人都是為自己的經濟利益而活動和生存的，個人追求自身最大的物質利益是出於人類的本性，個人的最大幸福是在其經濟要求的不斷滿足中實現的。由此就產生了功利主義的價值標準，認為個人追求自身的私利是正當的，不應當受到阻礙，如果每個人都能不受阻礙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就可以實現“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老子過分強調人類對“德”的要求，即精神需求；而西方經濟學家則片面強調人的經濟需求。
就我國的現實而言，兩種價值標準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按照馬斯洛對需求的分析，人類的需求具有多樣性，並且可分為不同層次，人類要生存，首先必須滿足其物質方面的需求；物質需求基本滿足之後，人類就會產生更高層次的精神需求。俗話說“衣食足乃知禮義”，正是說明了這一道理。
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既要建立高度的物質文明，又要建立高度的精神文明，因此，社會主義的人既不應當是片面追求經濟需求滿足的“經濟人”，也不可能是只追求道德需求滿足的“聖人”，而應當是既追求物質需求滿足又追求精神滿足的“社會人”。
在經濟活動中，交換是重要的一環，它涉及到人與人、人與物的關係，因此更需要道德規範的調節。老子的“尊道貴德”的價值觀含涉範圍較廣，包含著處理人際關係的各種倫理規範，乃至經濟行為上的誠信無欺，這無疑具有經濟倫理的規範功能。雖然其中滲透著濃厚的封建色彩，但我們仍可以吸收其合理因素，為培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誠信倫理服務。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又是道德經濟，不僅要靠法律來保護，更要靠誠信來維繫。它要求經濟主體在經濟活動中誠實無欺、信守承諾，力求在公平、公開、公正、自願、互惠的基礎上從事正當的經濟活動。
堅守誠信倫理是一切商業活動取得成功的首要前提，因為任何欺詐行為都是短視行為，不可能長久存在下去，其結果必然是被市場懲罰。近年來經濟生活中之所以欺詐矇騙盛行、假冒偽劣氾濫，從道德層面上來看，主要是道德觀念的失落。而經濟主體是否具有“誠信”精神，能否以誠待人、以信接物直接關係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否持續、快速、健康地發展。經濟活動的有效運行，不僅取決於人的理性，更取決於人的道德狀況。所以，老子的“尊道貴德”的價值觀有利於市場經濟的良性迴圈。
費雷德·希爾施頗具影響的《經濟增長的社會極限》一書中“道德的重新獲得”一章，即以“發現宗教信仰在經濟功能上的作用”開篇，他認為，對於填補道德真空來說，宗教義務繼承了世俗的功能，而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這種功能變得愈加重要而非越來越無足輕重。1984年《日本經濟白皮書》指出：“在當前政府為建立日本產業所做的努力中，應該把哪些條件列為硬中首要的呢?可能既不是資本，也不是法律和規章，因為這二者本身都是死的東西。……如果就有效性來確定這三個因素的份量，則精神應為十分之五，法規占十分之四，而資本占十分之一。”可以說，各國的思想家對於倫理和精神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的認可是一致的，道家思想一個重要特徵就是每當歷史處於轉型時期，它內含的生長性因素都會為解決現實問題提供極為重要的精神資源。如漢初的“文景之治”和唐初的“貞觀之治”、“開元盛世”都與統治者對道家思想的運用有密切關係。
五、“柔弱謙下”的競爭觀
道家和道教“秉要持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恃”（《漢書·藝文志》），這種“尚虛”的人生觀或方法論反映在企業層面，確實具有“術”的轉換意義，所謂“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老子·三十六章》）
；“知其雄，守其雌”（《老子·二十八章》）等等，也是企業家經常選擇的市場謀略，這方面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在個人與社會經濟利益的矛盾層面上，以“柔弱謙下”為秩序原則，推進社會的和諧共榮。道家對“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史記·貨殖列傳》）的社會現實有著深刻洞悉，主張通過經濟關係中的人與人關係的調整，緩解人在社會經濟利益面前的衝突。
老子主張平等待人，“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老子·六十章》）；在道家看來，人無尊卑貴賤之分，作為自然界的一分子，人人都是平等的，應該互相尊重、互相關愛，不應以社會等級、貧富、親疏、貴賤區別待人，而應對所有人都一視同仁，以善良、平等、同情的態度和平共處。
道家特別提倡“上德若穀”（《老子·四十一章》）的精神，即是寬容和合之道，主張人的胸懷要象空曠的山谷一樣，玄遠博大，化育萬物，包容一切。老子認為，能寬容人，能原諒人，能團結人，這才是為人的最高品德。老子標榜以“慈”為寶，主張對人以德以善、不計恩怨，“報怨以德”（《老子·六十三章》），“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老子·四十九章》）等，要人委曲求全，以退求進，這些思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從人的內心消除人與人之間利益的爭執，破除人們內心對外界的緊張與不安，同時反映出道家對調和社會利益矛盾的一種主動精神，從而起到調整社會人際關係、維護社會穩定的積極作用。這對於遏制惡性競爭、極端私欲都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貴柔”是道家很重要的處世哲學，其倫理意蘊在於崇尚“謙下”、“不爭”之德。“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老子·八章》）水隨處而流，滋潤萬物而不爭；依勢而流，其性處下。“柔弱謙下”作為處世之道，要求不與人爭有、爭多，而是先幫助別人、給予別人，其結果是“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老子·八十一章》）。諸如此類觀念構成了道家在倫理上“趨下”的倫理價值觀，而事實上“趨下”的倫理價值觀更容易獲得個人內心的穩定與和諧。
人類的發展、文明的進步有賴於每個社會成員發揮出積極主動、不懈奮鬥的精神，這是社會歷史發展的主動力。但是，社會與時代的進步、發展，不僅要有功利的追求，還要有超越功利的精神平衡機制。否則，整個社會就會陷入惡性競爭和人際利益的無休止衝突之中，反過來又會影響與制約社會的有序發展。道家倫理富有社會道德內容，若能高揚道家的倫理準則，以及相關的道德規範，使之普及於民眾之中，滲透到各類人際關係中，必將有助於緩解人與人之間的冷漠、對立乃至敵對的關係，進而有助於建立人與人之間的友愛、和諧和誠信的關係。
六、“知常曰明”的生態觀
《老子》中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即人類要以地為法則，重視其安身立命的地球；地要以天為法則，尊重宇宙的變化；天則以道為法則，遵循客觀規律。
老子觀察到，自然之物儘管變化萬端，最終卻返回到它們的本原。對於這樣的規律，老子提出“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老子·十六章》）老子還得出，這樣的規律就是和諧的規律，即所謂“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老子·五十五章》），這是處理人與自然之間關係的重要的倫理原則，體現了克服人類自負的極高的生態智慧。它引導人們重視萬事萬物相互聯繫、相互依存的統一性，維護事物的本根及和諧，這樣人與自然才能長久共存。
老子認為天地萬物既然都由道而生，人與萬物在道的自然變化中就沒有等級、優劣、貴賤的分別，人在自然世界中沒有特別權利可以妄加一己之願或群體需要去控制其他萬物，只具有維持天地萬物的和諧與不遭受任意破壞的生態倫理責任。正所謂“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老子·五十一章》）這一觀點提醒人類在開發利用自然資源時，不要只顧眼前利益，人類面對自然所要做的就是輔萬物之自然而不輕易作為。
與老子的思想相一致，莊子也主張同自然的和諧相處。《莊子·秋水》中說，“以道論之，物無貴賤”，體現了道家倫理思想中具有維護“生命物種平等”的理念，即我們今天所說的保持生態平衡的觀念。在道家看來，動植物都有存在的獨特價值。對動植物的保護，不僅僅是出於一種善良的關愛，而是關係著天地生育、萬物共存的根本大計，因此，道家要求人們尊重和保護自然生態環境。
葛洪在《抱樸子》中還區分了對待自然的兩種本質不同的態度：一是役用萬物，一是效法自然。認為對人與自然關係瞭解淺薄的人，就役使萬物，希圖讓自然物完全屬於自己；而深知人與自然關係奧秘的人，不僅能善待自然，還能從自然之中悟出人類“長生久視”的道理。濫用自然資源只會給人類帶來災難甚至毀滅。
當今世界，環境問題正越來越嚴重地威脅著人類的持續生存與發展。隨著世界工業現代化步伐的加速，中國經濟也獲得了極大的發展，但也帶來始料不及的問題，如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制約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為了致力於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就必須調整思想觀念，而在這方面，兩千多年前的老子以一種寶貴的直覺就已經預見到了今天人類文明的狀態，為我們作了警示。
綜上所述，《老子》經濟思想的核心，就是運用“道法自然”的原則指導市場經濟的運行，“崇儉去奢”的態度解決生產品的消費，“生而不有”的立場完成社會財富的合理分配，“尊道貴德”的品質化解市場經濟中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柔弱謙下”的胸懷避開市場競爭中帶來的傷害，“知常曰明”的世界觀處理好市場經濟中可持續發展的問題。老子的這些思想閃爍著智慧的光芒。不過，在現實生活中運用起來又是談何容易，連老子自己也哀歎：“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老子·七十章》）
參考期刊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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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文勝 馬躍如：《老子〈道德經〉的經濟思想及其現實意義》，自《求索》1998年第5期
5、匡安榮：《〈老子〉的經濟思想與市場經濟》，自《社會科學研究》，2001年第6期。
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上)》，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劉笑敢：《老子之自然與無為概念新詮》第136——149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
劉康得:《老子直解》第203頁，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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