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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經》的經濟倫理思想及其現代價值
鐘海連
（南京大學 哲學系，江蘇 南京 210093）
摘
要：《太平經》是道教早期的一部重要經典，它從天地人、君臣民、道德仁等多重視角，以“三合相通”的思維模式來考量經濟與自然、經濟與社會、經濟與道德人倫的關係，強調經濟與自然、社會、道德的協調發展，提出了“萬二千物具生出”的富足觀、“治國之道以民為本”的富民觀、“二大急一小急”的消費觀等，其經濟倫理思想的價值取向繼承了先秦道家法道法自然的傳統，而其“三合相通”的思維模式有著鮮明的儒道融合的特色，加上其見解獨到而深刻的觀點，構成了中國古代經濟倫理思想史上的一道獨特風景，其科學合理的部分至今仍有借鑒價值。
關鍵字：《太平經》；經濟倫理；三合相通；儒道融合
作者簡介：鐘海連，男，1968年生，江西瑞金人，副編審，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道家道教與中國哲學，導師：孫亦平教授。
《太平經》是道教早期的一部重要經典，它圍繞“去亂世，致太平”這一治國目標，在融合先秦儒、道、陰陽、術數、神仙等諸家思想資源之基礎上，以天地人
“三合相通”為思維模式，以法道法自然為價值取向，在貧富問題、分配主張、消費觀念方面提出了許多深刻而獨到的見解，拓展了道家自然主義經濟倫理思想的深度，豐富了中國古代經濟倫理思想的內容。如果剝去其宗教的神秘外衣，它合理的思想內核對我國在新世紀落實科學發展觀，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亦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
一、“萬二千物具生出”的富足觀
對治國者而言，國家達到什麼樣的情況才是真正的富足，處於什麼樣的情況則是真正的貧窮？這是《太平經》經濟倫理思想提出的一個獨特問題。漢代社會通行的觀念認為，擁有的東西多，就是富足，擁有的東西少就是貧窮，即所謂“多所有者為富，少所有者為貧”。《太平經》認為這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貧富觀，比如，一個國家如果
“多邪偽佞盜賊”，就可以說是富足嗎？如果老百姓擁有的多，而君王擁有的少，難道就可斷言這個國家貧窮嗎？所以在討論如何治國以實現國家富足之前，《太平經》認為有必要先弄清究竟什麼是真正的富足和貧窮，然後才能找到實現國家富足的辦法。應該說，《太平經》提出這一問題既有思想上不同於俗見的獨到性和深刻性，同時也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
據史籍記載，東漢末年順帝、桓帝時期，出現了與西漢後期和新莽末葉非常驚人的相似之處：土地兼併愈演愈烈，賦稅徭役日益沉重，自然災害有加無已，奴婢和流民的數量惡性膨脹，武裝暴動此起彼伏，刑罰越發嚴酷苛刻。特別是軍閥割據，對社會造成了嚴重的破壞，全國人口銳減。曹操《蒿裏行》“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餘一，念之斷人腸”的詩句，就是當時民生狀況的真實寫照。這種悲慘的現實，顯然談不上富足，更與《太平經》追求的太平之治的理想相距甚遠。那麼，究竟什麼是真正的富足？《太平經》認為：“富之為言者，乃畢備足也。天以凡物悉生出為富足，故上皇氣出，萬二千物具生出，名為富足。中皇物小減，不能備足萬二千物，故為小貧。下皇物複少於中皇，為大貧。無瑞應，善物不生，為極下貧。”《太平經》所說的“萬二千物”是依術數推導出來的物種數目，指天地間本應產生的萬事萬物，不僅包括一般所謂的財物，還包括一切與人類生存發展相關的物種，包括動物、植物等。在《太平經》看來，天以好生為特性，萬二千物皆可生出；地亦好養萬物，萬二千物都能養成，故治國者如能持仁愛之心與天地之生、養的特性相應，則天下富足，立致太平：“上君子乃與天地相似，故天乃好生不傷也，故稱君稱父也。地以好養萬物，故稱良臣稱母也。人者當用心仁，而愛育似於天地，故稱仁也。此三者善也，故得共治萬物，為其師長也。……今真人以吾書付有道德之君，力行之令效，立與天相應，而致太平，可名為富家，不疑也，可無使帝王愁苦，反名為貧家也。”
在這裏，《太平經》提出了一個關於判斷社會富足的標準：富，是完備而且充足之義，天地之間原本是萬事萬物完備充足的，如果各類物種都能產生出來且數量充足，就是真正的富足；否則，就是小貧、大貧或極下貧。《太平經》把上述各種貧稱之為“天地之貧”，即沒能體現大自然的本性之貧。而富亦有不同程度的劃分：“能致萬二千物，為上富君也。善物不足三分之二，為中富之君也。不足三分之一，為下富之君也。無有珍奇善物，為下貧君也。”善物，指生命力強的物種。這就是說，社會富足的標誌是不但物種齊全數量充足，而且生命力旺盛，天地之間一片繁榮。
但兩漢社會的現實卻是帝王因國貧而憂心，百姓因家貧而愁苦，這是什麼原因所導致呢？《太平經》認為，這是因為治國者沒有力行道、德、仁這“三善”，而採用繁雜的典章制度和嚴刑峻法來治理天下，以致上下相互欺詐，文過飾非，天下盜賊橫行，社會動盪，這種治國之道“逆於天心，而傷害善人也”。可見，《太平經》認為儒家的禮治（繁雜的典章制度）和法家的法治（嚴刑峻法）都不能實現社會富足。那麼，怎樣才能實現“萬二千物具生出”的真正富足呢？《太平經》開出的治國之方是統治者要力行道、德、仁“三善”：“力行真道者，乃天生神助其化，故天神善物備足也。行德者，地之陽養神出，輔助其治，故半富也。行仁者，中和仁神出助其治，故小富也。”在這裏，以道、德、仁治國還是有層次高下的區分，其中道治最高，次為德治，三為仁治，所以達到富足的程度也存在備足、半富、小富的差別。應該指出的是，《太平經》所說的道、德、仁與先秦儒、墨、法等諸家所使用的意義並不完全相同，為了以示區別，它均冠以“真道”、“真德”、“真仁”，並對其含義作了一番解釋：真道“乃上善之名字”，其特性是生化；真德“乃能包養無極之名字”，其特性是養成；真仁“乃能恩愛，無不包及，但樂施與無窮極之名字”，其特性是施予。由此可見，《太平經》所宣導的道德仁，更多地具有道家自然主義的特點。《太平經》指出，“故古者聖賢，與天同心，與地合意，共長生養萬二千物，常以道德仁意傳之，萬物可興也；如以兇惡意傳之，凡物日衰少。故有道德仁之處，其人日多而好善；無道德仁之處，其人日衰少，其治日貧苦，此天地之格法。”也就是說，治國者只有順應真道之好生、真德之好養、真仁之好施予的特性，生、養、成三者協調統一，才能實現“萬二千物具生出”的真正富足狀態。
由上可知，《太平經》“萬二千物具生出”的富足觀，在考量富足的標準和實現途徑時，是將這一問題放在天、地、人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協調的三維框架中來思考和討論的，其思想特點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修正了衡量社會富足的標準。《太平經》認為，富足作為治國的目標，不能僅考慮擁有財物的多少，還必須考慮天、地所固有的各類物種是否悉皆生出且數量充足。換言之，衡量富足不能僅用經濟標準，不是單指經濟方面的富有，還要綜合考慮自然（天地）與人之間的相互依存與相互協調，這與我們今天提倡的科學發展觀有相通之處。二是把以道治國作為實現社會富足的最佳途徑。“人者，順承天地中和，以道治，主動道。”而其所奉之道，仍然是老子所說的清靜無為：“故古者上皇之時，人皆學清靜，深知天地之至情，故悉學真道，乃後得天心地意。”但《太平經》在以道治作為最優選擇時，也肯定了德治與儒家仁治的作用，並將德治與仁治置於道治的輔助地位，所謂“德、仁為章句”，但德治與仁治不能單用。而對於法家的刑名法治，《太平經》斥之為凶敗之君所為，其態度是“鄙用”：“故古者上君以道服人，大得天心，其治若神，而不愁者，以真道服人也；中君以德服人；下君以仁服人；亂君以文服人；凶敗之君將以刑殺傷服人。是以古者上君以道德仁治服人也，不以文刑殺傷服人也。所以然者，乃鄙用之也。”由此可見，《太平經》在實現社會富足的路徑選擇上立足於道家，有著融合儒道而排斥法家的特點。三是以“三合相通”即天地人之間的和諧與協調為“萬二千物具生出”的前提條件。如前所引，《太平經》強調只有“上皇氣”出現時，“萬二千物”才能同時生出，才能稱得上富足；而處於中皇和下皇氣時，不能備足“萬二千物”，仍屬於小貧和大貧。而所謂“上皇氣”（又稱“上皇太平氣”），依《太平經》的解釋，就是指宇宙處於“三合相通”的高度和諧與協調狀態，在此狀態下“萬二千物”皆能生出：“天地與中和相通，並力同心，共生凡物。……凡物五行剛柔與中和相通，並力同心，共成共萬物；四時氣陰陽與天地中和相通，並力同心，共興生天地之物利。”
值得指出的是，《太平經》將經濟倫理的核心問題——什麼是真正的富足及如何實現社會富足，置於天地人“三合相通”的思維框架中來加以討論，強調對自然法則的敬重，對生態環境的關照，追求社會的和諧協調，這與儒家主要在義（道德）與利（經濟）、法家主要在法（法制）與利（道德）二維的考量中構建經濟倫理相比，其思維和思想都有獨到之處，不失為我們今天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可資借鑒的傳統思想資源。
二、“治國之道以民為本”的富民觀
在國家經濟體系中，民眾的利益處於何等地位、如何確保和實現民眾的利益，這是中國古代經濟倫理思想關注和討論較多的一個問題，對此，《太平經》提出了“治國之道以民為本”的富民觀，其具體內容包括三個方面：
第一，以民為本的治國之道取法於天。如上所述，《太平經》是以“三合相通”的思維模式來討論經濟倫理問題的，它認為宇宙中各類事物與現象都包含了相互依存、相互聯結、相互作用的三個方面，如宇宙之中有天地人、國家之中有君臣民、家庭之中有父母子、統治之術有道德仁等等，三者“相須而行，不可無一也。一事有冤結，不得其處，便三毀三凶矣”。《太平經》強調，“此三相須而立，相得乃成，故君臣民當應天法，三合相通，並力同心，共為一家也。比若夫婦子共為一家也，不可以相無，是天要道也。……是天地自然之數也。故古者聖人取法于天，故男子須得順善女與為治，然且有善子。男者，君也；女者，臣也；子者，民也。”正是在“取法於天”這一思想維度中，民眾的利益自然與君、臣的利益是相互依存，聯為一體的，無民利則無臣利，無臣利亦無君利。所以《太平經》十分推崇上古時代的聖人之治，認為聖人日夜所憂心的只是民利能否得到確保：“是故古者大聖賢共治事，但旦夕專以民為大急，憂其民也。若家人父母憂無子，無子何以自名為父母，無民何以自名為君也。”。因為《太平經》認識到，民眾才是社會財富的真正創造者，“人無子，絕無後世；君少民，乃衣食不足，令常用心愁苦”，所以它把保障民利提到“取法於天”的高度，並反復強調君臣民要三合相通，並力同心，共為一家。
《太平經》的民本思想特別強調民眾的利益在國家經濟體系中的重要性，並把保障民利作為“取法於天”這一最高價值取向的具體落實，一方面繼承了中國古代經濟倫理思想中重民利的傳統，另一方面又從“三合相通”這一新的角度對保障民利作了更進一步的論證，提出了一些深刻的見解。不過應指出的是，《太平經》雖然把以民為本提到了“取法於天”的高度，但它並未把民的地位抬到高於君和臣的程度，君臣民三者的關係是父母子的關係，也就是說，君是統治階層，而臣和民都是輔助者，“故君為父，象天；臣為母，象地；民為子，象和”，這和《太平經》以天之道為最高法則，地之德和中和（人）之仁為輔助是相承接的。此外，《太平經》所要保障的民利，只是指飲食、男女、穿衣這三項基本生活需求（詳見本文第三部分），而其他消費品則被列為“奇偽之物”加以限制和排斥，所以對《太平經》的民本思想應作實事求是的評價，不能過於拔高。
第二，“財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養人也”。《太平經》在分配倫理方面提出了“財物乃天地中和所有”的財物公有觀，那麼，《太平經》是如何論證這一分配觀的呢？《太平經》認為，財物是天地人三統共同化生長養出來的萬事萬物，它們自產生出來之後，就為人間所共同擁有，既不懸附在天上，也不深埋於地下，是天地向世人提供的恩賜，目的是讓人類世代繁衍下去。因此，“此財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養人也”。就如同大糧倉中的糧食，並非給老鼠獨享，天下人皆可分享；即使是國家金庫中的錢財，也不是專供一個人獨用，只要缺錢者，都可從中取用。因為這是民眾交上來的賦稅，人人都可以從中得到衣食之助。基於此，《太平經》強烈譴責家財億萬的富戶寧可讓財物腐爛在地下，也不願周窮救急，眼睜睜看著千家萬戶貧乏困絕，也不出手救助，相反，有的還借機放高利貸，因此它指責這種人“為天地之間大不仁人”。
但《太平經》對這種貧富不均而富者又不願周窮救急的情況也沒有好的解決辦法，它除了要求帝王“見饑者賜以食，見寒者賜以衣”外，只能將那些壟斷財富而不肯施散的行為列為“與天為怨，與地為咎，與人為大仇，百神憎之”的六大罪之一，並警告這種不仁之人將為此承受“或身即坐，或流後生”的可怕後果。反之，如果能順應天好道、地好德、中和好仁的特性，力學力行道德仁，即可“助天生物，助地養形，助帝王修正。……其心善，則助天地帝王養萬二千物，各樂長生”，“其中大賢者，乃日奏上其功於帝王。其中小賢，日舉之於鄉里。……為善不止，大賢柔明舉之，名聞國中，四海人道之者塞道。明王聖主聞之，見助養民大喜，因而詔取，位至鼎輔，因是得尊貴，世世無有解已，尚為大仁，天下少有。”由此可見，《太平經》以善惡承負說警告慳吝者將獲罪於天地人神，而為善者將現世得利，以推動其財物公有分配主張的實現，使老百姓免受饑寒之災，這在凶亂至極的東漢末年只能是一種理想化的期盼。
值得重視的是，《太平經》財物公有的分配論與儒家強調以義和禮來規範不同等級的民眾利益之分配主張有著較大的區別。通觀《太平經》，儒家所推崇的義和禮在其分配倫理思想中只是“天地人”或“道德仁”三維中的一維，並沒有獨立的價值和至上的地位，義與利之間的關係在《太平經》的分配倫理中也未得到充分討論和強調，它更多地是從天地人、君臣民“三合相通”的角度，關注其所提倡的道德仁在社會的推行，由此確保社會各階層基本經濟利益的實現，因此，《太平經》的分配倫理思想融合儒道的特點表現為以道為主，將儒家的一些思想資源納入“三合相通”的框架中加以吸收，只把儒家的倫理規範作為財富分配的輔助手段。
第三，自食其力以獲取財物。雖然《太平經》的作者反復強調以民為本的治國之道乃取法於天，是至高無上的“絕對命令”，不這樣做將有極大的罪過，
“夫斷天道，大逆罪過，不可勝記。”但東漢末年社會紛亂的現實表明，要在全社會推行《太平經》所提倡的力行道德仁的治國之術是十分困難的，而要富人施捨財物、周窮救急更難以辦到，因此，《太平經》提出了通過勞動取得衣食的主張：“天生人，幸使其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自衣食者。而不肯力為之，反致饑寒，負其先人之體。而輕休其力不為力可得衣食，反常自言愁苦饑寒。但常仰多財家，須而後生，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後生。所以然者，天地乃生凡財物可以養人者，各當隨力聚之，取足而不窮。反休力而不作之自輕，或所求索不和，皆為強取人物，與中和為仇，其罪當死明矣。”在這段引文中，《太平經》討論了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上天在人一生下來，就賦予了人通過勞動謀生的能力；二是天地之間的財物是用來養人的，人人都有權依靠勞動去獲取；三是不願通過勞動自食其力，卻想依賴他人或用強取的方式獲取財物的人，不但自己死犯下了危害中和（人）的死罪，還會殃及後代。換言之，上天既然賦予每個人勞動能力，就應該用勞動來創造自己生活所需的財物，依賴他人或先人養活就缺乏倫理的正當性，強取他人財物更是其罪當死。《太平經》還強烈譴責了有力氣而不願自食其力，卻用力氣去幹爭鬥、盜竊、搶劫等壞事的人，警告他們死有餘罪，流及後生，這實際上是《太平經》作者對東漢末年權貴階層不行道德仁，搶奪民利，導致社會凶亂，民生淒慘的揭露和叱責。
由上可知，《太平經》“治國之道以民為本”
的富民觀，從“取法於天”的高度論證了民利在倫理上的正當性，同時從天地人、君臣民“三合相通”的角度，強調君臣民三者的利益互相依存，不可缺一；在社會財富的分配上，《太平經》提出了“財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人人有權以正當的方式從中獲取自己所需的生活資源的財物公有論，而這一正當方式就是人人自食其力。對於違反倫理正當性的獲取財物行為，及不肯周窮救急的非正義性行為，《太平經》將其列為天地間的“六大罪”之一，給予了強烈譴責。這和儒家著重依靠義（道德）、法家依靠嚴刑峻法來規範和約束民眾的利益獲取方式有著明顯的區別。
三、“二大急一小急”的消費觀
在消費問題上，《太平經》提出了“二大急一小急”的消費觀。它將消費品分為兩大類，一類為“二大急一小急”的基本生活需求，其中“二大急”是指飲食和男女，“一小急”是指衣服，通俗地講，“二大急一小急”就是指吃飯、生育、穿衣。另一類為“不必須之而活”的奢侈品，如珍奇異物、金玉玩好等。《太平經》認為，“二大急一小急”這類生活必須品是不可或缺的，其他的生活奢侈品不但不是人類所急需，相反，這類消費品多了反而會給人類帶來禍害。《太平經》說：“天下大急有二，小急有一，其餘悉不急，反厭人耳目，當前善而長，為人召禍，凡人皆得窮敗焉。”
為什麼《太平經》只將吃飯、生育、穿衣三方面的消費賦予經濟倫理上的正當性，而對所謂的“奇偽之物”的消費追求卻加以限制甚至排斥呢？《太平經》闡述了兩方面的理由。一方面，吃飯、生育是人類生存和傳宗接代的基本需要，也是傳續天地之統系的需求，“廢之天下絕滅無人。天文併合，無名字者，故為大急”。也就是說，如果不解決吃飯、生育兩大基本需求，人類不能生存，天地的統系不能得到承傳，那時天地之間空空蕩蕩，宇宙成為一個無意義的世界，“故此飲食與男女相須，二者大急”。至於穿衣，則僅為禦寒避暑的需要，沒有衣穿，也只會曬死或凍死一半人，這叫“半傷殺人”，名為半急。解決了這三大問題，人類的繁衍得以保證，天地陰陽四時的運行法則才有了意義：“守此三者，足以竟其天年，傳其天統，終者複始，無有窮已。”另一方面，“二大急一小急”之外的奢侈消費品，“不必須之而活，傳類相生也。反多以致偽奸，使治不平，皇氣不得至，天道乖錯，為君子重憂”。就是說，對奢侈性消費品的追求，會給人們的道德精神帶來不良影響，導致社會秩序的混亂，破壞天地人的和諧協調，以至於引起大自然運行規律的異常。《太平經》還特別警示，如果社會上形成競逐浮華的風尚，則“山川為空竭，元氣斷絕，地氣衰弱，生養萬物不成，天災變改，生民稍耗，奸偽複生”。由此可見，奢侈性消費從經濟學意義上講，對自然資源是一種掠奪，會產生天災加劇、人口銳減的嚴重後果；從倫理學意義上講，則會嚴重破壞社會道德風尚，使民風由淳樸趨向奸偽，造成社會動亂。
《太平經》對於生活消費品的上述劃分與經濟和倫理的雙重判斷，應該說是發人深省的，也是符合人類生活實際情況的。因為生存權在人的所有權利中無疑具有倫理的優先性，作為生活在封建社會下層的勞動人民來說，生存權的保障更加迫切。《太平經》強調這一點，既是對漢代社會現實中競奇鬥奢之風的揭露和批判，同時也反映了勞動人民的消費需求。值得一提的是，《太平經》關注生活必須品的保障，反對競逐奢侈消費品，其中隱含了以農為本以商為末的思想。因為“二大急一小急”需求的滿足，主要靠農業，而奢侈品的生產和消費，只有在商業發達時才有可能。《太平經》雖未對中國古代經濟倫理思想史上的“本末之辨”發表明確的看法，但從其消費觀中還是可以窺見其傾向的，它在為“二大急一小急”的生活必需品的生產和消費作倫理合法性的論證與強調時，對生產和消費“不必須之而活”的奢侈品的商業塗上了“致奸偽”的不道德的色彩。
非常有趣的是，《太平經》還將“二大急一小急”的消費觀推及動、植物界，認為動物和植物也存在“二大急一小急”的問題，其中覓食、雌雄交尾、換毛脫羽蛻鱗為動物的“三急”，得時雨沾溉、得晝曝夜潤、得垂枝布葉為植物三急。動植物的“三急”得到滿足，則天地人三者彼此和諧協調，否則會給天下造成“大凶”。《太平經》將人類社會的發展與自然界動植物的保護和繁榮結合起來思考的獨特思維，在今天看來亦不能不令人讚歎。
從思想淵源來看，《太平經》“二大急一小急”的消費論，是對先秦道家節儉消費觀的繼承和發揮。老子說：“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又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使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認為，超出人的自然生命需求之上的利益需要的不斷膨脹，是造成社會動亂、人民貧困的根源，因此老子提倡無為、無事、無欲。《太平經》亦認為，“上古所以無為而治，得道意，得天心意者，以其守本不失三急”。而自中古、下古時代以降，“內失其真實，離其本根，轉而相害，使人眩亂”。
《太平經》的“二大急一小急”與老子的“為腹不為目”一樣，實質上是要求人返回到最初的本真自然生存狀態，在這種狀態中，人的欲望降到最低程度，幾近於無欲，人心自然純樸，天地人三者自然和諧，統治者自然可清淨無為，而天下自然立致太平，《太平經》稱這種本真生存狀態為“與天地同其元”：“是故古者聖人守三實，治致太平，得天心而長吉，竟天年，質而已，非必當多端玄黃也。故迷於末者當還反中，迷於中者當返本，迷于文者當還反質，迷於質者當還反根。根者，乃與天地同其元也，故治。”這段話很重要，它點明了《太平經》之所以只將吃飯、生育、穿衣這件事定為三實（三急），而其他的都屬不急，其原因在於三實（三急）是人保持最質樸最本真生存狀態的最低限度的需求，超過這個狀態的需求則屬於文飾和細枝末節，追求這些東西將打破天地人之間的和諧協調，使人不能盡享天年。換言之，治國之道和天地之道、養生之道其實是相通的，以自然質樸為最高法則，要求由末返中，由中返本，由文返質，由質返根。因此，只要緊緊抓住並解決好飲食、男女、穿衣三個問題，抑制競逐浮華之風，天地和諧、社會安定、道德淳樸、人盡天年的太平之治自然出現，這樣，養生、治國、道德三方面的目標同時實現。正如《太平經》所說的：“故古者聖賢飲食氣而治者，深居幽室思道，念得失之象，不敢離天法誅分之間也。居清靜處，已得其意，其治立平，與天地相似哉！”這也是《太平經》將天地人“三合相通”的思維貫徹其經濟倫理思想始終的個中奧秘。正因如此，《太平經》的作者反復要求學道真人要及時將《太平經》的要道要德上付其君，從上至下加以推行，不這樣做者其罪難免：“夫要道乃所以安君也，以治則得天心。夫要德所以養君，以治則得地意。實知之而不肯奏上，皆為不敬，其罪不除。”
綜而言之，《太平經》吸收融合先秦以來儒道等諸家的思想資源，從天地人、君臣民、道德仁的多重視角，以“三合相通”的思維模式來考量經濟與自然、經濟與社會、經濟與道德的關係，強調經濟與自然、社會、道德的協調發展，提出了有深刻見解的富足觀、富民觀和消費觀，豐富和深化了中國古代經濟倫理思想的內容，構成了中國傳統經濟倫理思想史上的一道獨特風景，其科學合理的部分為新世紀我國落實科學發展觀，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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