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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武當山欽降道經述略
郭旭陽
（湖北省武當文化研究會）
[摘 要]明代武當山欽降道經是武當道教經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既反映了明代上層建築與宗教的微妙關係，又突出了武當山以玄帝為主，諸神共融的道派特徵。這些道經乃武當道教之根本，傳承之命脈，不僅可以從中提煉出武當道教的基本精神，揭示本山道派與其他名山道派的共性與差異，而且可以奠定其在中國道教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所以搶救保護、挖掘整理工作顯得尤為迫切。 [關鍵字]明代；武當山；道教經典；源流
以供奉玄天上帝為主神的武當山，自創教迄今，經籍浩繁，尤其明代諸帝崇祀特隆，尊為“皇室家廟”，不僅敕建宮觀廟宇，詔頒聖旨法典，而且注重刊佈經典，多次欽降至山，供道人早晚課誦。然因歷史更迭，兵燹禍災不斷，致使當年經文除部分收入《正統道藏》、《萬曆續道藏》等大型叢書之外，原版經卷大多散佚不存，今據武當山歷代志書文獻、現存經籍及相關著述，結合明代的社會背景與欽降經目，以時間先後為序，論其要旨，考其出處，使人們對武當道經體系有更深入的認識和瞭解。 一、明代刊刻道經的機構與背景 明太祖朱元璋定鼎南京之後，為求皇圖永固，不斷總結歷代興亡的成敗得失，尤其元朝來去匆匆的歷史教訓，更是殷鑒不遠，因此他在立國之初就說：“天下始定，民財力俱困，要在休養安息”[1](P19)。在政策上除採取蠲免稅糧、興修水利、獎勵墾荒等措施之外，更是以“武定禍亂，文致太平”[1](P56)為其治國綱領。他先後以教化藩王、延儒興學、詔除書稅、舉賢招隱、博求古籍等方式，達到陶鑄俊才、重教興邦的目的。正是這些政策的推行，使明代上自朝廷內府、諸王藩府，乃至各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府、州、縣及其儒學，都以刻書為風尚；下至南北兩京、福建、江蘇、浙江、安徽、等大中城市，則書鋪如林，書溢市肆。特別是洪武八年八月詔“除書籍田器稅”[1](P21)，使雕印出版蓬勃發展，因經營刻書有利可圖，官府又無嚴格限制，加之明代社會重文輕武，故民宅坊肆，刻家蜂起，各類書籍汗牛充棟，多如丘山。 明成祖朱棣以藩王入繼大統，自稱“靖難”之役得真武陰佑，遂大力營建武當宮觀，對道教禮遇遠遠勝於前朝。是時京師內府司禮監以刻書名冠二十四衙門之首，其下屬經廠（包括漢經廠、番經廠、道經廠）分工精細、規模可觀，“經廠掌司四員或六七員，在經廠居住，只管一應經書印板及印成書籍、佛藏、道藏、番藏，皆佐理之”[2](P22),“凡三經廠將做好事之前，須先頒旨意，傳各衙門答應錢糧”[2]（P48）。道經廠既“習演玄教諸品經懺”[2](P48)，又專營刊刻道書。明季太監劉若愚（1541—？）曾撰《酌中志》，其中有司禮監刊刻書目一節。後呂毖據《酌中志》有關部分，又編次為《明宮史》，其中土集“內板書數”列內府經書四部159種，共計3188本，道經雜出其中，同時對《道藏》的印刷耗材記載甚詳，諸如“道經一藏：五百十二函、十二萬二千五百八十九葉。共用白連四紙三萬八百九十七張，藍絹一百八十二匹一丈八尺六寸，藍毛邊紙三千十八張，黃絹二十匹一丈六尺，黃連四紙一百七十六張，黃毛邊紙五百二張，白戶油紙八千一百七張，黑墨一百六十斤八兩，白麵七百五十斤，明礬二十斤。”[2](P93)因明萬曆以後，國勢衰微，內版亦被火燒盜賣，劉若愚所統計者僅是其中的十分之六七。《明史》“卷九十八·藝文三”[1](P3453)收錄“道家類”典籍五十六部，共計二百六十七卷，其中與武當道教相關的經目有：《道藏目錄》四卷；《道經》五百十二函；張三豐《金丹直指》一卷、《金丹秘旨》一卷；孫希化《真武全傳》八卷。因明代道經備載《道藏》，所以藏外經目甚少。司禮監經廠雖刊刻道經甚多，但版本品質難稱上品，葉德輝曾評價說：“非盡謂其校勘不精也。夫以一代文教之事，以奄人主之，明政不綱，即此可見”[3](P116)。 明代武當山欽降道經與明代宦官制度關係緊密。因明皇室奉真武為守護神，歷朝遣官致祭，封贈不絕。而明代宦官機構膨脹，加之其身心殘疾，熱衷於佈施廟觀，或為寄託、安老之所，因此內府監、司、局在皇城內外競相建觀築廟，崇祀之風盛極一時。陶金先生曾將宦官建造真武廟的動機歸結為三點：一是自身信仰之需要；二是為國祈祚並向皇帝邀寵；三是監局間之攀比。[4](P39)而欽降道經一事除皇帝旨意之外，宦官之動機也無非如此。如御用監太監陳喜于成化年間深得皇帝器重，多次奉敕管領神像器物至武當山並主持建醮事宜，其中有兩次欽降道經七千部（卷），其生平雖不可詳考，但《明史》丘弘、李俊、梁璟、叢蘭傳與“佞幸”李孜省傳均載其惡行，如“萬貴妃有寵，中官梁芳、陳喜爭進淫巧”[1](P4771)、“（弘治）帝登極詔書已罷四方額外貢獻，而提督武當山中官複貢黃精、梅筍、茶芽諸物。……中官陳喜又攜道士三十余人，各領護持敕，所至張威虐”[1](P4903)等，由此可知太監陳喜雖有功于武當，然人格品行並非善流之輩。 二、明代欽降道經的時間與經目 明代武當山欽降道經的範圍涵蓋較廣，一指禦制與玄帝相關的經書；二指諸帝敕送至山的經書；三指皇帝御筆題署的經書；四指本山留存的宮廷禦制經書。凡無史實記載或缺乏考證的經書，不予收錄。 （一）《大明禦制玄教樂章》一卷，系道教音樂譜集，明永樂年間創制，成祖朱棣親定禦詞，原經不存，後輯錄於明《正統道藏·洞神部·表奏類》。內容分兩種，即《大明禦制玄教樂章》和《大明禦制天尊詞曲》。前者由《醮壇贊詠樂章》、《玄天上帝樂章》和《洪恩靈濟真君樂章》三部分組成，共十四首樂曲。第一樂章有《迎鳳輦》、《天下樂》、《聖賢記》、《青天歌》等樂曲，內容為讚頌永樂皇帝的文治武功及國泰民安、五穀豐登的太平景象；第二樂章是《玄教樂章》的核心部分，有《迎仙客》、《步步高》、《醉仙曲》樂曲，內容為宣揚天人合一、君權神授的思想；第三樂章用《迎仙客》曲牌，有詞無曲，內容為勸誡臣民忠於職守。《玄教樂章》用於齋醮法事活動中，表演形式類似宮廷雅樂，陣容龐大，且要求莊嚴肅穆。《大明禦制玄教樂章》採用工尺記譜法，但無板眼，詞曲一字一音，音樂形態近似宮廷雅樂的祭祀樂章。[5](P1607)後者只有《玄天上帝詞曲》，無工尺譜[6](P208)。 明成祖朱棣為“昭答神貺”，在其“編撰的《禦制大明玄教樂章》中，專門編制了《玄天上帝樂章》、《玄天上帝詞曲》等內容，供祭祀真武時演奏”[7](P163)，故將其歸為“欽降”之列。 （二）《高上玉皇本行集經》三卷，經折裝，原存武當山紫霄宮，後轉存湖北省博物館。據北京故宮博物院朱家溍生前考證，此經於明正統年間（1436—1449年）由宮廷翰林院書畫家製作三套，圖文均用黃金調製的金墨泥汁描繪書寫於瓷青箋紙之上，楷體書經，工筆勾圖，今僅存孤本，屬國家一級文物，另兩套下落不明。[8](P455) （三）“（明）正統十三年（1448年）二月丁卯，敕賜大嶽太和山紫霄宮、南岩宮、五龍宮、靜樂宮道經各一藏。”（《英宗實錄》卷163）。[9](P906) 文中“道經”即《正統道藏》，原經不存。“現存的《正統道藏》實際上是朱棣提議編修的，當時武當山玉虛宮提點任自垣曾主持其事”[7](P163)，隨後邵以正等增所未備，輯校成書。明正統九年（1444年）正式下令開雕道藏經版，曆三年，至正統十二年（1447年）二月，刊版竣事，命印造頒行天下道觀。全藏分為三洞四輔十二類，以千字文編號，始“天”終“英”，480函，5305卷，經折裝。[10](P287) （四）“（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正月十五日，欽差太監陳喜齎送……《真武經》五百本，分佈玄天玉虛等七宮，永充供養，晨夕捧誦，祝禧皇圖永固，國泰民安。玄天玉虛宮……經一百四十本；大岳太和宮……經五十二本；大聖南岩宮……經六十五本；太玄紫霄宮……經六十三本；興聖五龍宮……經七十四本；遇真宮……經四十本；靜樂宮……經六十六本。”[11](P49) 《真武經》，全稱為《元始天尊說北方真武妙經》，原經不存，曾收入《正統道藏·洞真部·本文類》。前者仰啟咒，中以元始天尊于龍漢元年在八景天宮為妙行真人等說法的方式，講述北方大神將真武出生事蹟。內稱真武于開皇元年，誕于靜樂國王室，入武當山修道四十二年，功成飛升。玉帝聞其勇猛，敕鎮北方。並稱龍漢元年，真武將軍奉元始天尊之命，收斷人間東北方妖魔。後有真武神咒、奉禮咒、又咒，及天尊告真武下降人間時日、職司等。謂供奉此經則“魔精消伏，斷滅不祥”，可致“天下太平”。[12](P152) （五）明成化二十二年（1468年）十月初一日，欽降“道經：柘黃絹殼面六十五百部卷：玉皇經一千部、玉樞經一千卷、真武經一千卷、三官經一千卷、度人經一千卷、五鬥經五百卷、太上洞玄靈玉注齡資福延壽集解經一千卷。”[11](P66) 1、《玉皇經》 又稱《高上玉皇本行集經》，曾收入《道藏·洞真部·本文類》。全經分五品：第一《清微天宮神通品》，假託元始天尊在天宮大法會上，演說玉皇修道證果之事。宣稱玉皇本為光嚴妙樂國王子，嗣位治國有方。後棄國入山修道，證位金仙，與道同體，威靈顯赫。玉帝大顯神通，分身化形，為十方之人演說清靜自然求解脫之道。第二《太上光明圓滿大神咒品》，宣稱玉帝授五方五老帝君大神咒五篇。其咒乃元始之妙言，玉皇之真誥，可以“上制天機，中檢五靈，下策地祇”。第三《玉皇功德品》，頌揚奉持玉皇經咒之功德。謂誦經者“所有罪業永得除滅，身心清靜，命終生天”。第四《天真護持品》、第五《報應神驗品》，亦宣揚誦經功德。謂奉經者將受十方帝君及其神將之庇護，可得三十種上妙功德，誹謗或不信者將受種種惡報。[5](P291) 2、《玉樞經》 全稱為《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玉樞寶經》，原經不存，曾收入《道藏·洞真部·本文類》，撰人不詳。經文假託為雷聲普化天尊所說。此神為上天神霄府九宸之一，是部司五雷，普化群生，賞善罰惡之神。經文主要內容可以分為兩節。第一節論“至道”。內稱：“道者以誠而入，以默而守，以柔而用。用誠似愚，用默似訥，用柔似拙。夫如是，則可與忘形，可與忘我，可與忘忘”。又曰：“惟其忘而不忘，忘無所忘，無可忘者，即是至道”。第二節論“氣數”。認為人之稟受不同謂之氣，智愚清濁謂之數；數系乎命，氣系乎天。學道之士若為氣數所囿，天命所梏，則不得真道。經文又述消災解厄之法。謂所遇三災九厄，可依法持誦經文，若默念普化天尊之號，即有諸災解厄；若歸命此經，可以長生。[5](P408) 3、《真武經》 原經不存，詳見前文。 4、《三官經》 全稱為《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妙經》，原經不存，曾收入《續道藏》，一卷，撰人不詳。此經言誦經念咒，請求三官賜福消災之法。誦經之前首先須齋戒整衣，誠心肅念，定氣叩齒。然後念誦淨心、淨口、淨身等神咒。然後開經念誦經文，啟告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祈求“天官賜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經文最後宣稱：“此經共一千六百七十字，字字真詮，句句消愆，行行滅罪，卷卷賜福”。[5](P290) 5、《度人經》 全稱為《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原經不存。道教古《靈寶經》之一，約成書于東晉末南朝初。陸修靜《靈寶經目》已著錄。原書一卷，有敦煌唐寫本十二件，詳見大淵忍爾《敦煌道經目錄編》。另有《道藏·洞真部·本文類》本六十一卷，僅第一卷為《度人經》本文。經文約五千餘字，大致可分為三部分：其一為道君前序及經文二章（《元始洞玄章》、《元洞玉曆章》）；其二為道君中序及靈書上中下篇；其三為道君後序及《太極真人頌》。經文內容主要敍述元始天尊在元始青天中向十方天真大聖、上聖高尊及妙行真人等演說靈寶度人經教，宣揚“仙道貴生，度人無量”之旨。其中經文二章，主要敍述諸天之中有度人不死之神及司命、司祿、延壽、益算、度厄諸神；諸天之上各有生門，中有空洞謠歌之章，有聞靈音者得受諸神衛護，免除苦難，七祖升遷；誦之萬遍，則飛升太空，位登仙公。其餘序、頌、靈書諸篇，或描述元始天尊說教情形，或發揮度人教義，或宣佈吉祥之音，以明天尊隨劫度人之旨。[5](P262) 6、《五鬥經》 原經無存。據南宋道書《道門科範大全集》卷六三稱：“宋興之初，成都有燂灰李，置一閣奉事真君（真武）香火。真君降於其家，傳以《五鬥經》，行於世。”可知此經乃宋初蜀中道士扶乩降筆之作。經文收入《道藏·洞神部·本文類》。但《道藏》本將原書分作六篇，即《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太上玄靈北斗本命長生妙經》、《太上說南斗六司延壽度人妙經》、《太上說東鬥主算護命妙經》、《太上說西鬥記名護身妙經》、《太上說中鬥大魁保命妙經》。又《道藏輯要》鬥集亦收入《五鬥經》五卷，其中較《道藏》本缺少《北斗本命長生妙經》一卷。 此經假託太上老君于漢恒帝永壽初年在蜀中傳授張陵天師。經文大旨宣揚五鬥星君之靈異，勸人禮鬥朝真，以求消災解厄，增福延年。[5](P295) 7、《太上洞玄靈寶注齡資福延壽集解經》 又稱《三光注齡資福妙經》，原經不存，曾收入《道藏·洞真部·本文類》。經文僅二百餘字，謂天之三光與人身相應，人若耳不亂聽，眼不惡視，鼻不聞嗅，口不雜味，則“虛中三光，周流遍體”，壽命可與天同。能服金液還丹，亦可延年成仙。若能無為無欲，便可成道。[5](P407) （六）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欽降“玉樞經八百六卷、金光明經二千五百卷、萬命妙經一千五百卷”。[13](P661) 1、《玉樞經》 原經不存，詳見前文。 2、《金光明經》 全稱為《太上元始天尊說金光明經》，原經不存，撰人不詳，似出於唐宋，一卷，收入《道藏·洞真部·本文類》。此經主治眼疾，內稱：世人不敬三寶，或被冤愆咒詛相纏，致使眼目昏亂，視之不見。元始天尊大開方便之門，演說此經以救度眾生。患者若能建立道場，轉誦此經，即有金光童子、日光童子、月光童子等十二童子前來，使其疾病痊癒，眼目光明。[5](P289) 3、《萬命妙經》 原經失傳，今止存目，經文不詳。 （七）明神宗朱翊鈞“先後為《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陳亻公 集疏本）及《玄天上帝說報報父母恩重經》作序，刊板印行並送武當山”。[7](P165) 1、《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陳亻公 集疏本） 明刊梵夾本，不分卷，“雖略有殘缺，但比《正統道藏》本多序、贊、跋等”，並有“明神宗朱翊鈞萬曆四十五（1617年）三月《禦制真武開本傳經序》”[12](P155)，現存武當山紫霄宮。此經撰人不詳，約成書于唐宋間，流行於北宋。一卷，曾收入《道藏·洞神部·譜錄類》。此經以紫微大帝與妙行真人問答形式，敍述玄武將軍源起及降世應化事蹟。宣稱玄元聖祖八十一化為老君，第八十二化為玄武，托胎于靜樂國皇后，以開皇元年三月三日降生，後入武當山修道四十二年，功成飛升。書中又敘玄武奉元始之命，率神兵下降，剪妖伏魔，濟世度人之神話。因書內有神咒，故稱“神咒妙經”。此書對後世頗有影響，南宋道士陳亻公為此經作注，元代武當山道士編撰《玄天上帝啟聖錄》，亦以此經為本。[5]（P294） 2、《玄天上帝說報父母恩重經》 明代道士白霽編刊的《道藏目錄詳注》（刊於1626年），在該經題下注雲：“國朝神宗皇帝禦制元天報恩經序”，說明明神宗（1573—1620年）時曾刊印該經並為之作序[12]([P155]，原經不存。此經撰人不詳,南宋道士呂元素所編《道門定制》卷五提及“真武靈應真君報父母恩重經一卷”，似即此書。今《道藏》本一卷，收入洞神部本文類。經文前半部分為正文，假託玄天上帝（即真武）演說父母生養兒女之艱難，勸導世人應修行報答父母重恩。後半部分為“玄帝報恩聖號”，教人誦真禮聖，祈恩報本，祝願“我見在父母福壽增延，過去父母早得超生”。經中稱玄帝聖號為“大聖大慈大仁大孝八十二化報恩教主、佑聖真武治世福神、玉虛師相玄天上帝金闕化身天尊”。經文末附載元末明初道士趙宜真跋文，略述真武為靜樂國太子，入太和山修道神話。[5](P294) 三、結束語 明代欽降道經是武當道教經籍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既反映了明代上層建築與宗教的微妙關係，又突出了武當山以玄帝為主，諸神共融的道派特徵。從這些道經中不僅可以提煉出武當道教的基本精神，揭示本山道派與其他名山道派的共性與差異，而且可以奠定其在中國道教史上的地位和影響。但是自明萬曆三十五（1607年）神宗朱翊鈞敕龍虎山第五十代天師張國祥大真人續補校梓道藏以來，已逾四百年之久，期間雖屢有道經集成刊刻行世，終因明季之後道教式微，武當道經大多未予收錄，或散佚民間，或淹沒不彰。如明代欽降《萬命妙經》，今僅存其目，難見其文；明代武當山月金山人著《星平會海》（十卷），現存甘肅省圖書館（民國十五年上海文明書局曾編為四冊刊版印行）；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董守銓“于武當山之紫霄宮”奉持刻的《清靜經纂圖注解》（一冊，22.5×13cm ，25頁，50面）、清咸豐四年（1854年）上海明善書局刊印的《玄天上帝報恩經注》均已散落民間；更令人遺憾的是筆者曾在互聯網上看到湖南益陽藏友拍賣武當山經版，竟有四十五片之多，最長的達1.3米，有些為雙面雕刻，工藝精湛，其中一塊為“武當山鎮宅符”經版。這些經書或經版乃武當道教之根本，傳承之命脈，舍此無以言教，所以搶救保護、挖掘整理工作顯得尤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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