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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的處世之道與認知療法[1]中南大學哲學系 呂錫琛 道家所宣導的順應自然、去除偏執、寬容不苛、安時處順等處世之道是道家洞察社會和人生之理而總結出來的處世之道，它不僅在中國歷史上曾發揮調心養性的積極作用，而且亦可成為現代人調治不良心理、保持身心健康的良藥。本文試結合認知治療法（Cognitive therapy）這一現代西方心理治療法，闡發道家思想中的心理治療智慧。 認知治療法（Cognitive therapy）是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具有重要影響的心理治療流派，這一療法是根據認知過程影響情感和行為的理論假設，通過認知和行為技術來改變患者不良認知的心理治療方法的總稱。認知治療分為艾理斯(Ellis,A.)的理性－情緒療法、貝克(Beck,T.A.)的認知療法、馬爾茲比(Maultsby,M.C.)的理性行為療法、韋斯勒(Wessler,R.L.)的認知評價療法等，其中以“理性情緒療法” （Rational-emotive therapy，RET）較為常用。理性情緒療法理論認為，人們的情緒是由人的思維、人的信念所引起的，而不合理的信念往往使人們陷入情緒障礙之中。艾理斯概括出不合理信念的幾個特徵：絕對化的要求（demandingness）、過分概括化（overgeneralization）、糟糕至極awfulizing）。諮詢者要向來訪者指出其思維方和信念的不合理，並通過與不合理信念進行辨論這一方法，對這些思維方法和信念進行質疑、反問和評判，使患者重新審視自己原有的不合理信念，認識其錯誤之處，以合理的思維方式代替不合理的思維方式，以合理的信念代替不合理的信念，以理性戰勝非理性。 以下我們嘗試從認知治療法的視域，運用艾理斯（A.Ellis）所創立的理性情緒療法（又稱合理情緒療法）對道家的處世之道進行一番梳理，以圖彰顯道家思想的現代價值。 一 順應自然，去除偏執艾理斯所列舉的首當其衝的不合理信念就是（絕對化的要求），它在臨床上表現為以下一些想法：“我必須要得到其他每個人的愛和贊許”，“我必然具有極強的競爭力、獨特性，而且在別人眼中我是最傑出的、最有價值的”；或者以自己的意願為出發點，對某一事物懷有認為其必定會發生或不會發生的信念，當某些事物的發生與患者對事物的絕對化要求相悖時，他們就會難以接受、難以適應並陷入情緒困擾。[2] 產生以上不合理信念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主觀偏執，故需要改變這種極端的思維方式，學會以合理的方法去看待自己和周圍的人與事物。而主張自然無為、不主觀妄正是道家思想的宗旨，故我們可以從道家思想中找到相當多的思想資源治療這種絕對化的不合理信念。 老子認為，天地萬物的產生以及萬事萬物的發展都受著一種不可抗拒的必然規律和內在的力量所統攝，這種內在的規律和力量就是“道”：“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萬事萬物無不由它生之成之。人們若能持守大道這種自然無為的特性，則萬物自可從而化之——“萬物將自賓”。[3]故老子告誡人們，必須順應自然之道：“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4]。這裏所說的“不敢為”、“無為”不是畏首畏尾、無所作為，而是不主觀妄為，順勢而為，因性而為，如此，才能讓萬物自由自在地生長，發揮各自的優勢、長處和特點，達到“無不為”的效果，這也就是《老子》第三章中“為無為則無不治”的道理，採取“為無為”的行為方式，倚眾人之力，順事物之勢，因萬物之性，才能夠達到“無不治”的結果。 這就告訴人們，萬事萬物的發展均有其自身的客觀規律，受到諸多外在條件的制約，任何人都不能無視這些規律而強作妄為。必須摒棄從主觀自我出發的“必須”“應該”的偏執信念，因為客觀事物的發生、發展都有其規律，不可能按照個人的主觀意願發展，更不會因個人的意志而轉移，所謂“萬事如意”、“心想事成”只不過是人們的美好祝願罷了。 道家順應自然思想還有一層重要的含義，即萬物各有其性，各有其宜，必須因性而動，率性而行。漢代的道家傑作《淮南子》精闢地闡述了“各有所適”，“物各有宜”的思想。書中指出，人的才智各有所長，商湯、武王雖然是聖主，但卻不能象熟悉水性的越人那樣，駕著小舟浮游於江湖之上；伊尹雖然是賢相，但卻不能象慣于遊牧的胡人那樣，駕馭烈馬，馴服野馬；孔子、墨子雖然學問博通，但卻不能象山居之人那樣，在草木叢生的崎嶇山路上攀登。[5]晉代著名道教學者葛洪對個體的性格差異及其限制更是作了詳盡的論述。《抱樸子 行品》中指出，有的人才智雙全卻又拙於表達：“謀猷淵邃，智周成敗，才兼能事”，但卻“口不傳心，筆不盡意”；有的人思維敏銳，善於言談，但又流於紙上談兵，缺乏實際操作能力：“機變清銳，巧言綺粲，然而口之所談，身不能行，為政政亂，牧民民怨”；有的人平時武藝高強，但缺乏實戰臨敵的心理素質和經驗：“控弦命中，五兵畢習，而手勁心怯，聞敵失魄”；有的人品行高潔但卻迂闊不敏，缺乏應變能力：“安困潔志，操清冰霜，而疏遲迂闊，不達事要，見機不作，所為無成，受任不舉……” 以上認識是相當深刻的。它讓人們懂得，每一個個體都是不完滿的，有缺陷的，試圖讓自己在每一信領域都“具有極強的競爭力”、“被別人視為最傑出、最有價值”或試圖“得到每個人的愛和贊許”等想法是極不切合實際的，也是任何個體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朝著這樣的目標盲目努力只能落得身心疲憊、自卑自責，陷入對失敗的恐懼之中。 人是自然界和社會歷史發展的最高產物，紛繁萬端的大千世界和錯綜複雜的社會生活造就了豐富多樣的個性和人生，世界上沒有兩片相同的樹葉，更沒有兩個相同的個體和相同的人生。如果說，人的遺傳密碼造就了千差萬別的個體先天材質，那麼，人的後天社會生活經歷更進一步推動著這些各不相同的個體形成著迥然相異的現實人生。正是這種差異性構成了每個個體所具有的獨特價值。 .加深對個性差異的認識，從而自覺地摒棄絕對化的觀念，順應各自的特性和興趣來選擇人生道路或努力的方向，根據自己的能力量力而行，因性而動，不勉強做自己不能做的事情，不對自己求全責備。這無疑能幫助個體更好地安排自己的人生，如此，也就從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找到了保持身心愉悅、通往快樂人生的津梁。 二 寬容不苛，破除成心如果不能正確地認識和順應個體的差異性，必然會導致以偏概全的不合理信念或以個人的喜好習慣和是非標準去評判人和事。這也就是艾理斯試圖糾正的另一個不合理信念——“過分概括化”。 這種以偏概全、以一概十的不合理思維方式體現在對己和對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自身的不合理評價：如果做錯了一件事就認為自己一無是處，以某一件或幾件事來評價自己的整體價值，其結果往往是導致自責自罪、自卑自棄，從而產生焦慮和抑鬱等情緒。另一方面則表現為對他人的不合理評價：別人稍有對不起自己就認為他壞透了，完全否定他人，一味責備他人，甚至認為“一些人是絕對的壞和絕對的邪惡，他們必須受到詛咒和懲罰”，產生敵意和憤怒等情緒。 艾理斯批評這種以一件事的成敗來評價整個人的價值，將其稱為理智上的法西斯主義。他強調，應該接受自己和他人是有可能犯錯誤的人類的一員。 上述不合理信念的要害是偏執狹隘，缺乏寬容之心。而宣導寬容大度正是道家處世哲學的突出特點，老子將寬容不苛奉為聖人之風範：“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6]這就是說，聖人能夠因性而治，故能夠拯救不良者，使人盡其才，故沒有被遺棄之人；能夠順應物情，使物盡其用，故沒有被遺棄之物。可見，善人是不善之人的老師，能夠教化不善之人；而不善之人則可警示善人，以資誡鑒。老子所宣導的寬容精神，不是毫無原則的遷就，而是充滿發展變化眼光的智慧之言。 如前所述，每個個體都是不完滿的，有局限性的。因此，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會犯錯誤，會遭遇失敗和挫折。然而，正是這些錯誤和失敗為人們提供著不可或缺的人生經驗教訓，錯誤和失敗的經歷能夠讓一個人成長，逐漸變得聰明和成熟。以這種發展的眼光和寬容的胸懷對待自己或他人的錯誤，以仁愛之心接納失足者或失敗者，才可能為今後的棄舊圖新、重整旗鼓開闢通道，為今後的進步和成功奠定基礎。 用以偏概全的不合理信念或個人的喜好習慣和是非標準去評判別人。無異於作繭自縛，將自己孤立起來，不僅感到朋友很少，甚至感到沒有值得交的朋友，使自己陷於“高處不勝寒”的困境，孤獨、抑鬱、缺乏安全感等負面心理就會不期而至了。 同樣，用以偏概全的不合理信念來評價自己，因為一次或幾次挫折就認為自己一無是處，必然也會讓自己陷入沮喪、失敗、無助等消極情緒，從而讓自己一蹶不振，喪失東山再起的機會。 特別嚴重的是，對人、對己的“過分概括化”往往還會相互影響，交相纏繞，從而在自我評價和人際交往方面積累越來越多的負面心理，彼此惡性循環而不能自拔。這是我們所不能掉以輕心的。 “過分概括化”這一不合理信念往往出自於狹隘偏頗的心胸，要對其作進一步的有效矯治，就涉及到更為廣泛的為人處事態度。因此，進一步開拓我們的治療視野是必不可少的。 筆者認為，老子所尊奉的以德報怨信條是從另一個方面對其進行治療的藥方。以下這段話比較集中地反映了《老子》以德報怨的思想：“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7] 宣導以一種寬容仁慈的態度來感化不善者、不信者，以人格的力量促使對方放棄錯誤的言行，從而化解矛盾，實現人際和諧和社會風俗的淨化，這是一種在深度和廣度上達到了更高境界的治療。 這種以德報怨的處世信條亦是一種以柔克剛的智慧，是老子對當時濫用暴力所導致的社會弊病進行深刻反省的結果。老子所處的春秋時期，是一個群雄逐鹿、爭於氣力的時代，但殘酷的事實卻告訴人們：有作用力就必然有相應的反作用力，以暴易暴的行為必然帶來日後相應的激烈反抗。可見，從長遠的觀點來看，以暴易暴、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方式並不是最好的處理方式，反而引起冤冤相報、爭鬥不已、兩敗俱傷、永無寧日的苦難後果。因此，老子轉化了常人解決問題的方式，主張以柔克剛，以柔克剛主要不是要消滅對方，獨霸天下，而是一種“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的寬容。其立足點在於在於化解矛盾，包容對方，是一種潤物無聲的仁慈。 這種包容和仁慈當然是一種極高的思想境界，一般人在短期內難以達到的。但古往今來的不少事實卻說明，這其實不失為一種經濟、有效的解決衝突的方式。特別是當處於較高地位或強勢地位的人來說，如果能夠以這種高姿態來立向處事，常常可以感化、感動對方，減輕許多不必要的煩惱和麻煩，獲得一個互相諒解、彼此寬容的和諧人際環境，于人于己都是有益無害的，中國古代“六尺巷”的典故就是一個以寬容、忍讓之德而化解矛盾和煩惱的典型事例：清代禮部尚書張英在處理家人與鄰居爭奪地皮的爭鬥中採取退讓的態度，從而感動對方亦採取退讓的舉動，化解了這一矛盾。 可見，當人際之間產生了矛盾的時候，如果採取謙讓寬容的態度，就能夠對問題的解決產生積極的影響，你讓一尺，我退一丈，彼此相敬，投桃報李，就會在雙方的心中種下和平安寧的種子。但如果雙方各持己見，互不相讓，“你給我一點損失，我就要你加倍償還”，那就必然會爭鬥不已，致使矛盾升級和激化，甚至釀成傷人殺人等惡性事件。在現實生活中，這類悲劇和教訓實在是太多太多。 誠然，作為凡夫俗子，我們也許較難做到老子式的寬容和仁慈。但還可以從道家的其他智慧中尋求排難解惑之道。 比如，莊子“齊是非”等智慧亦能讓人們獲取對治偏執狹隘之病的啟示。莊子從養生的角度告誡人們去除偏執觀點。他認為，糾纏於彼此、是非、善惡之爭論，不免會“日以心鬥”，心神煩亂，形體不安，身心日衰，“莫使複陽也”。[8]為了在紛爭不已的濁世中實現身心兩全，莊子提出了“逍遙”與“齊物” 這兩大最具特色的觀念。 莊子認為，萬物的大小差別是相對的：“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9] 這就是說，從萬物有差別的角度來看，順著事物大的一面認為它大，則沒有一件事物不大；順著事物小的一面認為它小，則沒有一件事物不小。一切都依其參照物的具體狀況和觀察的角度而改變。同樣，萬物之間的是非、善惡是相對的。世俗的是非、善惡之辯是由於人們“隨其成心而師之”，因其主觀成見，且固執己見，相互攻擊，“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然而，各自的主觀感覺經驗又是千差萬別的，不存在判斷是非的客觀標準。如，人都認為毛嬙、驪姬美，但魚、鳥、麋鹿等動物見到她們卻避而藏之，這四者誰能判定世界上真正的美色（“正色”）呢？可見，隨著各自的標準的差異，認識的結果必然會不同，故何為“正”、“邪”是無法判斷的。 莊子上述思想雖然有著泯滅一切差別的相對主義偏向，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卻對人們擺脫固執己見的思維定式是有益處的。這種齊萬物的豁達態度，有助於人們破除成心的束縛，理智地處理生活中的應激事件，超越喜怒憂思悲等世俗的情感羈絆，樂觀豁達地直面人生，抵達逍遙適意的人生境界。 三 禍福相倚，安時處順以“糟糕至極”等判斷來評價生活事件也是認知療法所要改變的不合理信念。其認為如果一件不好的事發生了，將是非常可怕、非常糟糕，甚至是一場災難的想法。認為“如果事情的狀況和發展與我的願望不一致，那將是極大的災難”，認為事情糟到了極點。這將導致個體陷入極端不良的情緒體驗如恥辱、自責自罪、焦慮、悲觀、抑鬱的惡性循環之中，而難以自拔。這種不合理信念出自於對自己、對他人及對周圍環境的絕對化。 艾理斯批評這種不合理的信念說，對任何一件事情來說，都有可能發生比之更好的情形，沒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定義為是百分之百糟透了的。 如何使自己在失敗中仍保持樂觀？樂觀是指面臨挫折仍堅信情況必會好轉（當然，你的樂觀必須是務實的，太天真的樂觀可能導致可悲的後果），這就需要具有超越眼前的哲人之智慧。而道家正反相因、禍福相倚等充滿辯證智慧的哲理，將有助於人們在挫折和失敗的黑暗中看到成績，看到希望的曙光，糾正“糟糕至極”等不合理思維和信念。 老子在對於天地自然和社會人生的發展變化進行深刻觀察的基礎上，總結出“反者道之動”的規律[10]，認為“道”的運動循環往復，生生不已，向著相反的方向發展是“道”運動發展的規律，因此，事物各自向著其對立面轉化。因此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是絕對的、靜止不變的，既沒有絕對的好，也不存在絕對的壞。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第五十八章），這就是說，事物是相反相成的，不斷變化發展的，在“道”這一根本規律的支配下，事物的對立雙方會向其相反的方面轉化。《老子》第二章說“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前後相隨，恒也。”好和壞，善和惡、有和無、難和易、前和後、長和短等對立的事物都是在相互比較、相互依存的情況下彰顯出自身的特點和價值。同時，對立的事物也會向其相反的方面轉化。 這些辯證智慧給了人們轉敗為勝的精神信念，它告訴人們，失敗是可以改變的，認真總結經驗，吸取教訓，調整策略，往往能夠轉敗為勝。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好或壞，一切都不是最終結局，而只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這就有助於人們克服思想偏執，避免鑽牛角尖而不能自拔，從而樂觀豁達地面對人生的禍福成敗，冷靜地面對和應付重大生活事件的剌激，保持一種寵辱不驚的人生態度。它不僅幫助人們在逆境或挫折面前很好地調控情緒，冷靜沉著，同時也告誡人們在成功和勝利面前不要頭腦發熱，欣喜若狂，而要戒驕戒躁，居安思危。它讓人們認識到，失敗和劣勢是可以轉化和改變的；成功和優勢也是可能轉化和改變的，以這種智慧來看待成敗得失就能使人獲得敗而不餒的精神安慰；也吸取勝而不驕的苦口良藥和清醒劑。 艾理斯的理性情緒療法還認為，必須努力去接受現實，盡可能的去改變這種狀況；在不可能時，則要學會在這種狀況下生活下去。這一主張與道家的人生態度亦是相契合的。 道家將這種直面人生，面對現實的態度稱之為安時處順，即是要人們善於適應環境，在艱苦的環境中安然自得，不因外界的環境或個人的境遇擾亂心靈的安靜；道家同時還宣導知止知足，主張對物質生活條件的追求適可而止，不超過客觀現實的可能性去追求過高的享樂。這種思想用於對治“糟糕至極”的不合理信念有著特殊的功效。。 在道家看來，既然天下事物各有其發展變化的內在規律和必然趨勢，要徹底扭轉這一發展趨勢是徒勞無益的，明智的做法是勇敢地面對這些發展變化，順應和利用這一規律或趨勢，盡可能地減小這些變化所可能帶來的傷害。 因而，當生活現狀難以改變或遇到生活中的突發事件時，就應當以平和的心態理智地接受現實，隨遇而安，而不要怨天尤人，因為這樣只會徒增煩惱。故莊子將“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等皆視為“事之變，命之行”。[11]主張“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12]只有做到安時處順，就能無所牽累而逍遙自在。因此，人們應該從悅生惡死的情緒中超脫出來，“不樂壽，不哀夭”。[13] 為了幫助人們減輕生離死別等生活事件對心理健康的干擾和危害，莊子又提出“萬物一府，死生同狀”的命題，認為人之生死只是氣的聚散變化：“生死皆氣之變化”，生死如同四時的運轉，不必“悅生而惡死”。[14]應該以一種明智的態度來看待它。因此，他對死亡既不恐懼，也不回避，而是採取順應自然的超脫態度。妻子去世卻鼓盆而歌，自己將逝亦不憂不慮。 這種在情感上的超脫態度，並非冷漠無情或對人類的痛苦無動於衷，而是出於對自然和人生的客觀規律的深刻理解。因為客觀規律不可逆轉，如果沉溺於後悔或悲痛之中，憂鬱傷感，反而會喪失自己前進的信心和勇氣。不如面對現實，順其自然，順應客觀外界的規律和社會的要求，以理性的態度調整自己的情緒，使之保持在適度的範圍之內。道家的這些哲學智慧，對於現代人類保持身心健康仍然是富有啟迪的。
[1] 呂錫琛，中南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道家道教文化、中國傳統倫理思想。 [2] 見汪新建：《西方心理治療範式的轉換及其整合》第二章，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出版。 [3] 《老子》第三十七章。 [4] 《老子》第六十四章。 [5]見《淮南子》的《泰族訓》、《主術訓》等篇。
[6] 《老子》第二十七章.。 [7] 《老子》第四十九章。 [8] 《莊子 齊物論》。 [9] 《莊子 秋水》。 [10] 《老子》第四十章。 [11] 《莊子 德充符》。 [12] 《莊子 養生主》。 [13] 《莊子 天地》。 [14] 《莊子 知北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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