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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漫議

作者:孫以楷,安徽大學道家文化研究所教授。

一、老聃——中國哲學之父

　　黃河流域是炎黃文化的發源地。

　　淮河流域是炎黃文化學術的形成地。

　　春秋末年，在淮河主要支流渦河北岸的宋國相邑（今安徽省渦陽縣境內）誕生了一位偉大的哲學家老聃。老聃建構了中國第一個完整的哲學體系，他是中國哲學之父。

　　老聃撰寫的五千言，被後人稱作《老子》或《道德經》，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哲學經典。儘管近百年來，古史辨派及其追隨者不斷說《老子》的作者不是老聃，《老子》一書成於戰國中期。但是他們的所有論點因其不合邏輯已被駁倒而不能成立，他們的所有論據已被大量歷史文獻所否定。特別是湖北荊門郭店楚墓竹簡《老子》出土以來，更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宣告《老子》成於戰國說的破產，老聃就是《老子》的作者。

　　撰寫第一本中國哲學史的胡適，以史實為據，指出老子是中國哲學家第一人。張岱年先生說：“老子的道論是中國哲學本體論的開始，這是確實無疑。”父，甫也，始生之意。中國人的第一人，當然是中國人之父，我們無法考知。中國哲學家第一人，中國哲學本體論的開始，當然是中國哲學之父，這是我們能考知的，他就是老聃。

　　老子早於孔子約20年，更早於孫子、墨子，《老子》也先於孔子的《論語》、墨翟的《墨子》、儒家的《易傳》……，時序上的先在性保證了老聃作為中國哲學之父的地位。當然，時序上的先在性只是老子作為中國哲學之父的一個必要條件，並不是充足的條件。作為充足的條件，我們還要看《老子》的哲學思想，他的思維方式是否給予後來儒、墨、法、陰陽……諸子之學以深刻的內在的基礎性的影響。

　　老聃從《易》無體的構建中，悟解了無與有統一是宇宙本原本體，又以無有統一的原則，吸取《尚書》中“含德”、“重積德”等普遍性的倫理概念和“道”這一具有至上法則含義的政治概念，使之成為更趨向無的抽象——“玄德”，最終提出了創生與規定宇宙現實世界存在的最高範疇——道。老子在提出道與德這一中國哲學最高的也是最基本範疇的同時，在總結《易》、《尚書》、《詩》以及春秋史官陰陽五行哲學的基礎上進一步構建了道生天地萬物的宇宙生成論，對立統一、矛盾雙方的相互依賴、轉化的矛盾觀和以“反者道之動”的光輝命題為核心的辯證法學說，以觀物取象為基礎以直覺思維、逆向思維、整體思維為特徵的思維方式，天人合一的宇宙觀，無為而無不為的價值觀與行為原則，超越、和諧與玄同的人生境界，從而構建了中國第一個完整的哲學體系。老子提出的道德、有無、陰陽、中、氣、心、美、善……不僅是道家哲學的基本範疇，也是中國哲學的基本範疇。老子提出的道本原本體論、道法自然的宇宙觀、直覺思維方法以及超越的為道之方，也不僅是道家學派的本體論宇宙觀和方法論，同樣是中國哲學的特有的本體論、宇宙觀和方法論。無論儒家哲學，還是墨家、法家、陰陽家的哲學，都歸本於此。

　　作為道家學派的鼻祖、創始人，老子是道家哲學（含黃老哲學、道教哲學）之父，是毫無疑義的。老子的道是宇宙萬物化生之本原，是自然之本體，也是自然最一般的規律。總之，是本原、本體、規律三者的統一。老子的道是自然的本原本體，也是社會的本體和人的本性，是天人合一。

莊子繼承和發展了老子哲學。他在深化老子道本體論同時，嘗試把本原同本體分開，提出“通天下一氣”的命題，以氣作為天地萬物的本原。同時，莊子又以老子的“心善淵”為出發點，提出了心齋說，在中國哲學史上構建了最早的心性學說。

　　儒家始祖孔子不僅曾問禮於老子，而且曾向老子問天道。他不僅認同了老子的“無為而治”之說，而且受老子的道—德—仁—義—禮的歷史演化觀和絕禮複歸於自然之道的超越思維的啟發，超越周禮，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以本體之仁改造周禮，構建了儒家人生哲學。儒家哲學經典《易傳》，以老子的自然化生論和天地人合一思想為基礎，構建了倫理本體論哲學。道家的本然之性說給孟子人性論提供了一個邏輯起點，使之把人的倫理社會性自然化。《大學》的順人之性的教育原則顯然不是源于周禮，而是源于老子的道法自然。《中庸》對中、和的本體銓釋，也是根於老子的中、和概念。荀子的禮學更是建立在老子的天道自然、人性自然之說的基礎之上。東漢王充沿著荀子開闢的援老子自然主義以釋儒的道路，繼續用黃老學立論，疾虛妄，批判天人感應的神目的論和讖緯神學。魏正始玄學家王弼又遠紹荀子近承王充，堅持老子的自然主義道本體論，為儒家名教提供了更具靈性的理性主義精神，不僅挽救了儒學，而且為儒家哲學體系的最終完成奠定了基礎。

　　老墨通義。墨子倡天志，實質是法天，這是對老子“人法地，地法天”說的一種演繹。墨家又以老子的“天道無親”為據兼以易別，兼愛說正是墨家的旗幟。

法家之學，兩千多年前，司馬遷就把它“歸本於黃老”。法家集大成者韓非是歷史上第一位為《老子》作解說的學者。“道生法”，這已是不爭的事實。道是宇宙之法，法是社會之道。

　　老子的無名、無辯之說恰恰孕育了先秦名辯之學。惠施好自然萬物之學，其學術旨趣與老子一致，其“天地一體”之說顯然脫胎於老子的天地人一體觀，這也是其合同異之辯的理論基礎。公孫龍的指物、堅白之說，也是源於老子的無與有、常名與名之論。

　　作為中國哲學之父，老子的哲學在今天依然是溝通中西哲學的津梁，是溝通中國古代哲學與西方現代哲學與後現代哲學的津梁。老子的哲學智慧可以幫助人們去理解和回答我們這個時代東西方所共同面臨的許多問題，如科學與人文精神問題、人類生存環境與生態哲學問題，可持續發展問題、全球化與多元文化互動問題，人的自由與人性異化的消除問題……。應當承認，老子哲學是最適合代表中國哲學與西方乃至世界各國哲學對話的哲學。

二、關於當代新道家

　　友人問：有當代新儒家，有沒有當代新道家？如果有，誰是當代新道家？如果沒有，為什麼作為中國傳統文化兩大支柱的儒道，其中儒家傳承不絕，到了當代，還出現了遠紹孔孟的當代新儒家，卻見不到當代新道家？道家是否有絕滅的危險或者說已經絕滅？

　　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有沒有當代新道家？可能有。但我孤陋寡聞，以我之所見，還沒有發現誰是當代新道家。雖然董光璧先生有大作《當代新道家》一書行世，但我總覺得書中寫到的幾位，都還不太像是道家，至少不是當代新道家。無論是李約瑟還是湯川秀樹，他們是科學家科學史家，並不是哲學家，而道家首先是哲學家；他們都只是熱愛道家哲學，或者采通道家哲學的觀點方法，指導他們在科學研究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他們並沒有形成系統的道家哲學思想。一句話，道家只是他們的研究物件。除了李約瑟外，似乎並沒有誰宣稱自己是道家。

　　儒家經過上世紀初新文化運動的衝擊，為什麼沒有中絕，反而出現了當代新儒家，使其學脈得以延續至今？我以為，之所以出現當代新儒家，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一條直接的原因，正是由於上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要打倒孔家店，把批判舊文化的鋒芒幾乎全對準了儒家。根據作用與反作用的原理，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也越大。批判孔孟儒學的力量越大，維護孔孟儒學的力量也越大。這種衝突鬥爭愈是尖銳，思想碰撞的火花也就愈是燦爛。“五·四”時期對舊文化的批判至少存在兩個偏向：一是全盤否定傳統文化與文化傳統，一切以西學為標準；似乎只有西學才是真理，才能救中國。二是把傳統文化等同于儒家文化。這兩個偏向引起了一部分學者的反思，反思的結果之一便是當代新儒學的出現。當代新儒家認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存在，固然是其領土完整存在、主權完整存在，但更重要的是這個國家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心理特質的存在。而民族文化心理和民族精神總是以其傳統文化為載體的。要挽救、振興與強盛中國、中華民族，因然需要學習西方的先進文化、先進科技和先進的政治經濟制度，但是必需以保護本民族的文化傳統與傳統文化為前提基礎。中國的傳統文化與文化傳統不管是如何的落後，但其中總有精華存在，決不能全盤否定與拋棄。如果把本民族的文化傳統與傳統文化全盤否定了、拋棄了，那就是拋棄了本民族的精神，即使西方的先進文化、科技、政經制度確實使中國國力強大了、經濟富強了、政治民主了、人民富裕了，但是本民族精神失去了，這個中國就不再是中國，這個中華民族就不再是中華民族。因此，當代新儒家的學者們反對全盤西化，在主張維護與弘揚本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的同時，他們也力求吸取西方的科學與民主，以實現返本開新。但是當代新儒家們也有著“五·四”新文化運動健將們同樣的偏失，那就是同樣把儒學等同於中華傳統文化，似乎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就是弘揚儒學；似乎新儒學的建構就是對傳統文化再造的完成。實際情況是，當代新儒家確實構建了新的儒學體系，但是他們並沒有能實現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弘揚與文化傳統的再造，更未能返本開新。其原因就在於他們妄自尊大地以儒家文化代替中華傳統文化，他們只是在使古老的中華民族溶入現代世界的一條狹窄的途徑上彷徨，卻失去了使中華民族實現自身現代化的康莊大道。

　　魏晉以後，道家學說並未中絕。但道家學說只是寄生於道教。儘管不再有純粹的道家學者，但道家文化依然蓬勃蔚然，依然是中國文化的根底。近一個世紀以來，道家文化不象儒家文化那樣屢遭厄運，“五四”時期受到空前衝擊，六十年代又遭劫運。也正因為如此，本來是中國傳統文化支住之一的道家文化，似乎也就自甘於配角地位。受到新文化運動洗禮的學者們儘管不像徹底否定儒學那樣徹底否定道家，但也只是把道家學說當作研究玩賞的物件存在，像當代新儒家那樣信奉道家的當代新道家，未見出現。

　　如果不是西方列強的入侵，把封建的中國變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中國封建社會在明清時代已經孕育的資本主義萌芽，完全可以緩慢地成長，使中國走向資本主義進而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同樣，如果不是西學挾其政治、經濟、軍事之威，沖斷了中華文化傳統，從中華傳統文化中同樣可以滋長出新的適合時代要求的中華新文化來。我們現在所面臨的任務就是接續中華文化傳統，建構21世紀的現代中華新文化。這個任務不是當代新儒家一家就能擔當的，而需要中華傳統文化所有構成因素來共同擔當，道家責無旁貸，墨家也責無旁貸。當代新儒家已經建構了當代新儒學體系，現在需要當代新道家體系和當代新墨家體系……然後，各家相互吸收融會，特別是吸收馬克思主義的和東西方的科學文化與哲學，這樣才能建構21世紀的中國新文化和新哲學。

當代新道家是需要的。但是建構當代新道家體系必須解決與處理好以下問題。

　　（1）有一個完整的新道家哲學體系。這個體系的基本範疇、基本命題和基本理論，既與原始道家一致，又要有所超越創新，既表現出與道家理論傳統的一致，又要有一定的發展。它是道家，更是新道家。

　　（2）當代新道家，新在當代。它的新，表現在道家學說對當代哲學、科學新成就新理論的吸收、融合，對當代新的前沿問題的道家版的回答。

　　（3）當代新道家是道家，不是儒家，更不是別的什麼家戴上道家帽子。它對當下前沿問題的回答應與當代新儒家的回答有本質區別，或者它回答了當代新儒家從儒家傳統出發難以回答與解決的時代問題，與當代新儒家之間具有明顯的互補作用。例如，從儒家的仁學傳統可以引發出新的人本、民本觀，但是很難引發出民主觀，而從自然無為原則，老子早已提出民自正、自朴、自富的主張，這與民主哲學有著內在的邏輯關聯。又如，從儒家的仁學出發，在做出適當的否定後可以提煉出一種平等精神，但是很難形成自由精神。而老子的“獨立”原則為人的自由提供了本體依據。在道家那裏，自然是有序的，但人依自然而行的機制卻是無為的，自然秩序與無為而無不為的關係，即必然與自由的關係。再如，科學問題，重視科學，這是道家的傳統；道家的思維方式也為當代科學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考途徑。自由、平等、獨立、科學，對這些最具時代特徵的問題形而上回答，是當代新道家的學術任務。正是在回應時代問題的過程中，當代新道家應當實現從魏晉以來就已經開始的儒道合一的理論追求，最終構建一種既非儒家亦非道家的新中華哲學。

　　（4）當代新道家應當保持與弘揚中華民族精神之精華，最善於吸收會通人類所創造的一切有價值的東西，對於繼承了人類優秀文化瑰寶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來說，它應當具有一種天生的認同感，能夠做到天衣無縫的融合。對於西方古代、近代與現代一切優秀的哲學思想，能夠深入地融釋整合，使自己的表現形式（例如語言）更現代化世界化，為構建一種全新的適應全球化需要的哲學體系做好基礎工作。

　　我們正在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中華民族的復興當然首先是國家主權獨立與完整，沒有這一點，中華民族就沒有存身之處。中華民族的復興當然在於經濟的繁榮富強，沒有這一點，中華民族就依然是窮漢和病夫。中華民族的復興當然還在於現代化國防力量的強大，沒有這一點中華民族就會生活在他國的威協之中甚至有淪為亡國奴的危險。中華民族的復興當然還在於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沒有這一點我們的人民就會永遠落後貧困，富國強國都只能是一枕黃粱。但是，中華民族的復興更在於中華民族靈魂的復興、民族精神的重振。沒有這一點，既使國家再強大，人民再富裕，那也不是中華民族的復興，而只能是中華民族的消亡。中華哲學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中華哲學應當振興，作為中華傳統哲學基礎的道家哲學也應當振興，這就是當代新道家應當出現、存在與發展的理由。